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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杜婉言等：《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9卷（明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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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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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韦伯：《经济·社会·宗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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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加藤繁云：“赏赐的费用，是次于供养之费的帝室财政支出的大宗。”见其《中国经济史考证》，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册第89页。又参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先秦两汉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8页。桓谭《新论·遣非》：“少府所领园地作务之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太平御览》卷六二七《治道部·赋敛》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10页下栏。由此推测，赏赐的开销出自少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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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后汉书》卷四三《何敞传》注引《汉官仪》。《续汉书·礼仪志中》注引《汉官名秩》略异：“大将军、三公，腊赐钱各三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侯十五万；卿十万；校尉五万；尚书丞郎各万五千；千石、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谒者、议郎、尚书令（史）各五千；郎官、兰台令史三千；中黄门、羽林、虎贲士二人共三千：以为当祠门户直，各随多少受也。”两段记载可以互相补充发明。由《汉官名秩》的“尚书丞郎各万五千”可以判断，后文“侍御史、谒者、议郎、尚书令各五千”中的“尚书令”，当作“尚书令史”；《汉官仪》中的“尚书三万”，当作“尚书令仆、尚书三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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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汉代4丈为匹，有素一匹800钱、500钱，缣一匹512钱、472钱、618钱等记载。王仲荦推测后汉绢一匹400余钱。参看王仲荦：《金泥玉屑丛考》，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4页以下。肉价约数钱左右（见同书第59页），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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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汉书》卷二《惠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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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上卷第872—8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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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别敕赐也按本品给一点，用顾江龙君之说，见其《汉唐间的爵位、勋官与散官：品位结构与等级特权视角的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2007年博士论文，第272—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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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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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参看张弓：《唐朝仓廪制度初探》，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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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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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太平御览》卷六二七《治道部·赋敛》引桓谭《新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10页下栏。“汉宣以来”原作“汉定以来”，故有学者说是东汉初的情况。但“定”系“宣”字之讹。《文选》卷三六《永明九年策秀才文》引《桓子新论》，作“汉宣已来”。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09页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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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桓谭《新论》又云：“少府所领园地作务之入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入十三万万”原作“八十三万万”。学者多认为“八”系“入”字之讹。可参看赵俪生：《谈史学研究的工作方法》，收入《寄陇居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306页。）《汉书》卷八六《王嘉传》：“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所云都内钱、少府钱与《新论》相合，则水衡钱25万万也应属《新论》所说的“岁入”，而不是若干年的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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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思源：《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建立民生财政的设想》，《炎黄春秋》2008年第4期。美国行政管理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9.9％，德国仅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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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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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新唐书》卷一三二《沈既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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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蔡次薛：《隋唐五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157页。当时全国官吏及胥吏总数约368688人，纳税户约144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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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57页。按熙宁元年（1068年），京师百官月俸4万余缗。若以1：4.3计，诸路官员月俸可能达到17.2万余缗，岁支254万余缗。那么熙宁末年增加了23万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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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玉海》卷一八五《食货·会计》，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3396页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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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南宋光宗年间，一云东西库藏约以前万缗，其支出“大军居十之七，宫禁百司禄赐裁三”，又云“今经费，兵居十八，官居十二”。分见《咸淳临安志》卷八《左藏库》，《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页上栏；陈傅良《止斋文集》卷十九《赴桂阳军拟奏事札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50册第653页下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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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参看史志宏：《清前期财政概述》，中华文史网，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QSYJ/ZTYJ/JJS/2004/07/13/69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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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康有为：《官制议》，收入《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台湾宏业书局1987年版，第14册第279页。“举大地古今俸禄，未有若今中国之薄者也，殆不可形诸简牍矣，各国人咸非笑之。……然中国官场之积习，衙门中之排场极阔，宾客之应接馈赠极繁，族姻之仰给问恤极多，出入周旋，仪从满道，以视外国之徒行者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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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确实有一项跨国研究显示，公务员工资高低与腐败程度存在着负相关，即工资高则腐败程度低。然而另一项单国研究却表明，腐败和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并无直接关系。参看艾克曼：《腐败与政府》，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90、92页。“换句话说，如果不辅之以其它的体制性改革，单纯依赖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来减少腐败，效果就不会很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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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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