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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通典》卷七《食货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页上栏；《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引《赋役令》，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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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5—4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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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庆元条法事类》卷八十《杂门》，《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61册第679页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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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上》；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二八《寄上孙安抚书》，《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7册第201页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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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王曾瑜：《宋朝的科配》，《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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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一，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23册第4879页下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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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庆元条法事类》卷四八《赋役门》，《续修四库全书》，第861册第519—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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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参看《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一洪武十年（1377年）二月上谕：“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著为令。”又《明世宗实录》卷二一嘉靖元年（1522年）十二月癸巳上谕：“应免之家，照例止免人丁，不得滥将田亩一概折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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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参看张显清：《明代搢绅地主浅论》，《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第8章，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69—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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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户部奏引顺治十四年四月内马腾升题《为厘剔优免夙弊以苏民困疏》，蒋良骐：《东华录》卷十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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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陈锋：《清代军费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1—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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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第六章 品秩的构成要素五：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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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概念，也是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多面体。一方面，“礼”是文化遗产、人文的结晶，其中凝聚着先民的生活态度和社会理想；另一方面，“礼”也可以从“权力”角度加以解析，王朝等级礼制尤其如此，它是权力的建构，或权力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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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品位—职位”视角看，中国的等级礼制主要与品位相关，是为“人”而制订的。官贵们按品秩阶爵而享受的等级礼遇，属于社会特权，因为它们使日常生活等级化了，婚丧祭祀、车舆冠服等无所不及，不够级就不能僭用。但因“礼”在传统中国的特殊意义，我们还是把它从“特权”中分离出来，在品秩要素中单列一项。当然，“礼遇”是针对人员而言的，但“礼制”就不仅仅针对人员了，也涉及了职位的等级安排，也有技术意义和行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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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在协助官阶安排级别时，发挥了特殊作用。在赋予官贵等级礼遇时，“礼”广泛涉及了各种生活事项，并且超越了官场边界，成为一种总体化的社会秩序安排。这就是本章第1节所要阐释的。在协助官阶安排行政等级上，朝位之礼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催生了九品官品，并与九品官品相辅相成。这将是第2节的叙述内容。“礼”涉及了社会生活秩序，那么还会出现王朝礼制与民间礼俗的关系问题。第3节将以“冠服体制”为例，探讨民间原生礼俗与王朝等级礼制的互动关系，展示前者是如何被后者所改造的。最后，王朝礼制以礼书为依据、以“周礼”为楷模，而礼书所记载的“周礼”是“古礼”；千百年前的“古礼”，与王朝现行等级存在着不兼容的可能性。第4节将通过《周礼》所记“六冕”之礼，来观察“古礼”与王朝现行官阶的冲突与调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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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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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等级礼制：行政性与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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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礼制的行政性 在安排等级秩序上，等级礼制是官阶的辅助手段。这在现代依然如此。例如军服。现代军队依然使用肩章、领章等标志等级，这不妨看成一种等级服饰之礼。军队上下级之间，也存在着比其他场合更多的等级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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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的印绶等级，《续汉书》将之记载于《舆服志》，就是说印绶等级是被看成“礼”的。具体说：诸侯王金玺绶，公、侯、将军金印紫绶，二千石以上银印青绶。千石、六百石铜印黑绶，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铜印黄绶，百石铜印青绀绶(1)。西汉冀州刺史朱博在巡视的路上，遇到了很多告官吏状的民众，朱博回答说：“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使者行部还，诣治所。”(2)使用铜印黄绶的县丞、县尉，秩在四百石以下，不在刺史监察范围之内，朱博让民众到郡守那儿去告状。而若告墨绶以上、即六百石以上的官员，他将在治所受理。朱博通过印绶，阐明了刺史的监察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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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绶是权责的象征，有印绶就有行政权责。散官没有行政权责，所以朝廷不给散官配印绶。侍中、中常侍、光禄大夫、太中大夫、博士、议郎、中谒者、黄门侍郎、郎中、太子舍人等官，由于只是散官，所以都没有印绶。如果看到散官有印，那么这位散官承担了行政事务，属特殊情况。秦朝有一枚“郎中左田”封泥，这是某郎中承担“左田”事务时的权责凭证(3)。汉朝的三公号称万石。曾任三公者，若担任千石的尚书令或六百石的尚书仆射，朝廷就增其秩级为二千石，以示优待；但这时他的印绶仍是铜印墨绶，并不因为增秩二千石而改为银印青绶。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印绶等级是从属于职位的，是权责的象征，而不是从属于人员的。总之，印绶礼制与权责相关，显示了强烈的行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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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礼制可以用来对品秩进行微调，与品秩形成互补关系。例如汉朝文官的进贤冠，用冠梁之数区分等级，公侯三梁，中二千石及二千石两梁，千石以下一梁。但实际又有少数例外。博士秩比六百石，本来应该用进贤一梁冠，但朝廷认为博士是儒学之官，“传先王之训，故尊而异之”，就让博士服两梁冠，以示优待。御史中丞秩千石，尚书令千石，尚书六百石，也用两梁冠。这因为御史中丞监察百官，尚书职在机密，秩级虽低，但权责殊重。又，东汉秩千石的太官令、太医令，六百石的侍御史、符节令，及汉末千石、六百石的三府长史，也用两梁冠。秩级不变，但许其使用较高冠服，是一种等级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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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组织内部的等级秩序，需要借助若干仪式。下级向上级致敬的礼节，就属其例。唐朝“凡百官拜礼各有差：文武官三品已下拜正一品。（中书门下则不拜。）东宫官拜三师，四品已下拜三少。自余属官，于本司隔品者皆拜焉。其准品应致敬，而非相统摄，则不拜（谓尚书都事于诸司郎中，殿中主事于主局、直长之类，其品虽卑，则亦不拜。若流外官，拜本司品官）”(4)。拜礼的基本原则，一是“隔品者皆拜”，即下级拜高两品的上级；二是“拜本司品官”，“非相统摄，则不拜”，即只拜直属上级，不拜不相属的上级。那么，等级之异和职类之异，在拜礼上都得以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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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似的，还有称谓之礼。清朝官场的称谓礼俗，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