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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不少民族都有过数列化的礼制，不独华夏为然。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爵爷们，用帽子上的貂皮、金环、金叶片、银环与银球的数量来区分爵级(50)。日本8世纪冠位制所用礼冠，以漆地金装、漆地银装及水精、琥碧、青玉、绿玉、白玉、赤黑玉的数量搭配，来区分等级(51)。西双版纳傣族女子衣服的花线边，劳动妇女一道，“翁”级女子两道，“孟”级贵妇三道以上(52)。当然“数字化”的程度，就各异其趣了。中国等级礼制大量采用数列形式，尤其夺目耀眼。其风气似以周朝为始。周族是个富于宗法性的农业民族，礼制发达，而且其礼制自初就显示了“数字化”的倾向。“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自上以下，降杀以两，礼也”(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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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礼制的“数字化”，首先可能具有“数术”的意义。在中国人的心中，天地人秩序也是“数字化”的。所以中国的巫术被称为“数术”，“术”与“数”直接相关。“十二”被认为是“天之大数”，具有神秘的意义。“降杀以两”，包括赐邑时的赐八邑、赐六邑之类级差。有学者用“原始思维”来解释“降杀以两”(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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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说，中国礼制的“数字化”，还具有行政意义。“数字化”便利了管理，可以精确安排和明快表现尊卑贵贱，令其一望即知。服饰之礼就是如此。什么服饰的“数列”性质特别强呢？那就是军服了。军服的特点，就是在同一套服装上，进而用彩条、星花等区分高下。在这一点上，中国等级服饰与军服最为类似。军队编制是行政化的极端形式，它与官僚体制一样，都以科层制、功绩制为基础，都是一元化的金字塔结构。数字化的标识把人符号化了，便于标示、识别、晋升、流动。我们认为，中国礼制的“数字化”倾向，显示了中国礼制的浓厚行政取向(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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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列手段用于官阶，就会影响到组织结构。《礼记·王制》对公卿大夫士等级，提出了一个“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的规划。这是天子的制度。诸侯国则是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元士，以数列与天子相区别。汉初大儒董仲舒的设计更为复杂，除了正职的公卿大夫士，还有作为“通佐”的公卿大夫士。略示如下(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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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制度规划思想，是“官制象天”。官制分4层次，官数以3倍增，这种等级架构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是天地间的四时三月：“天有四时，时三月；王有四选，选三臣”。司农、司马、司营、司徒、司寇“五官”，还与木、火、土、金、水五行一一对应。又，《周礼》六官以天地春夏秋冬为名，也体现了“天人同构”原则。这种官制规划思想，在世界史的范围看，也是非常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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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类设计只是儒生的想象，并不是真实的制度。秦与西汉所谓的“三公”，不过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俗称而已。“九卿”也是俗称。“九卿”是廷尉、内史、典客、中尉、太仆、少府令、卫尉、郎中令、奉常及宗正。看看这些官名就知道了，它们都以职掌为名，都是政治实践中自然生长出来，并不出自理想化的规划。而且依照汉制，秩级在中二千石就算是“卿”。京兆尹及左冯翊、右扶风的长官秩中二千石，所以也算“九卿”。更准确地说，九卿应称“列卿”，因为它们不止9位。至于汉廷的“大夫”概念，是二千石至六百石层次的官员俗称。总之，秦与西汉的公卿大夫之制，是实用性的，没多少“礼制化”的色彩和形式化的比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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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莽复古之时，真就把儒生那些“礼制化”的设计发扬光大了。请看新莽的公卿大夫士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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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设置九卿呢？是为了附会《王制》九卿之制；为什么九卿又分三孤卿与六卿两部分呢？是为了附会《周礼》三孤、六卿之制。王莽以巧妙的匠心，把《王制》、《周礼》糅在一块儿了。其匀称整齐的数理排列，给人以强烈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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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莽的地方行政监察架构，同样体现、遵循了“数理逻辑”。他在天下设125郡，每25郡为一部，共东南西北中五部；五部之外，又有四域。参看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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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域以“五威将”督领之，五部则设“监”以监察之，即如东部监，南部监之类，后来又置五大司马以管辖之。每5郡又设一监，计25监。125郡设有属令、属长，给他们加上裨将军之号，共1250位。各县的县宰、县丞与县尉，则加以校尉之号，校尉共12500员。这样，就形成了5、25、125、1250、12500这样的等级数列。总之，新莽官制是高度数列化、礼制化的。其官数、官阶及等级架构的安排，都显示了对匀称、均衡、整齐、美观的寻求，既合于经典成说，又合于天人数理，唯独不合于地方行政的实际，从而与实用性的秦汉旧制大异其趣(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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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还有一种“三公部九卿”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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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尉主天，部太常、卫尉、光禄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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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主人，部太仆、大鸿胪、廷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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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主地，部宗正、少府、大司农(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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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三公部九卿”，显然也只是一种礼制性的比附，并不是合理化的统辖与分工。它兼糅了“三公九卿”之说，以及汉儒的这一说法：三公为天公、地公、人公，分主天、地、人(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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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阶名、官名上，也有大作文章的空间。比如说，采用文学意味、神秘意味或道德意味的命名方式。这可以称为“命名的礼制化”。由前所见，新莽的六卿与秦汉卿名并不一样，是纳言、作仕、典乐、秩宗、予虞、共工，它们出自《尧典》（即今文《舜典》）。新莽很多官名出自经典，是“引经据典”而来的。位阶之名也有讲究。中古军号的名目很文艺，力求字面上堂皇对仗、音调和谐，如广德与弘义，逾岷与越嶂，戎昭与武毅，荡边与开域，静漠与绥戎，平越与殄夷，等等。从唐高宗到唐玄宗时，曾有一波轰轰烈烈的“官名大改革”，君臣努力把官名弄古奥、弄华美、弄整齐、弄对称了，如“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文昌左右相，吏部为天官，户部为地官，礼部为春官，兵部为夏官，刑部为秋官，工部为冬官。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60)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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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唐代的六部二十四司，多少也含有“数理逻辑”的味道。“部”之为“六”，不无比附《周礼》六官的意图，源于北周的《周礼》六官复古。宋朝以来，“周礼崇拜”大大降温，元丰改制之后的吏部有八司，户部有五司。设多少个司主要看行政需要，已不追求形式上的整齐美观了。金元两朝的六部，完全不分司(61)。洪武六年（1373年）制，吏部、兵部分三部，户部分五科。后来，户部、刑部又依省份而各设十三清吏司。那么明朝的六部，也不是非要各设四司，以求整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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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除了实用考虑之外，在官制结构与位阶样式的规划上，中国古代还曾有过一种数列化、礼制化的倾向，有时还真就影响了某些王朝的官制官阶。而在富于实用精神的政权之下，礼制化倾向就难以抬头。历史后期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