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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后，学堂普及已无阻碍，各省所有中学小学毕业生以数千人计，全部作为拔贡、优贡、秀才，“名器太滥，不足以劝”。奖励出身所造成的学堂与仕进相混同的弊端，若“行之十年，进士举人塞满天下，而人亦不复为贵，殊非政体”。东西各国学堂学生毕业仅获文凭，官员选拔，仍需通过专门考试，而应试者，皆为取得学堂毕业文凭的学生，所考职位，多与所学内容对应，笔试和口试结合。有鉴于此，他主张各专门学堂毕业生根据自己所学专业选择职业，“学农者为农师，学工者为匠师，学商者入银行，学医者入医院，盖各有当办之务，而不必皆为官也”。建议清廷考虑将“学堂与出身，截然分为两途”，[36]仿照西方各国向毕业学生颁发文凭，学校只应负责培才，而非将抡才与培才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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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清廷对废除奖励出身可能影响兴学的顾虑，他强调：“科举既废，则出身只有学堂一途，自不能舍此他适。学堂虽非作官之地，而为官则必须已学之人，亦不忧其不踊跃从事矣”。当初以奖励出身鼓励士子们报考新式学堂，皆因科举与学堂并存，既然已立停科举，撤除兴学障碍，便无须顾忌因取消奖励出身而影响兴学大计。他还指出：“国家最利之事，在人人皆知求学，国家最不利之事，在人人皆思作官。人人皆知求学，则各谋其本业，而天下以安；人人皆思作官，则各忘本分，而侥幸奔竞之风作矣”。[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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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份奏章看，陈增佑似乎深悉近代教育的本质，知道学堂课程是根据中等资质的人而设置，通过课程考试，一般中材可成，但若要“能悟新理，创新法者，皆由深造自得而成”。近代学堂教育的宗旨是教成人格，教成国民，寓国富民强、通国皆兵之意，使受教育者多才艺，“而谋生之途较广”。“故以学堂为专造人才而设，实昧于兴学之本旨也”。[38]这一分析揭示了新旧学的本质区别，也说明抡才与培才相统一的理想设计，有违取材与选官分途的普遍规则，会助长学生读书做官的愿望，造成人才积压与仕途拥挤，妨碍新式人才学以致用。只是专才不仅是为了谋生，人才也不仅限于做官，这样的道理，陈增佑还不能透彻认识。奖励出身和实官，就是单独以做官的标准衡量人才，忽略社会职业同样也有规格不同的人才需求，只不过标准有别而已。令人遗憾的是，清廷顾忌影响科举善后，并未采纳其合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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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宣统三年七月，《学部会奏酌拟停止各学堂实官奖励并定毕业名称折》才正式将停止奖励实官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学部反省将求学与得官相混淆的弊端危害：“窃维东西各国学堂毕业与入官考试无不判为二事。中国兴学之初，科举未停，任官之制未备，自不得不沿用科举办法，学堂毕业者即予实官，以广登进而资任使。惟比年以来，毕业人数逐渐增加，而官缺之增设有限，学生得官以后仍复置之闲散，且《文官考试任用章程》应于本年颁布施行，而实官奖励一节，按之将来新章，不免有所牴牾。”学堂毕业给予实官奖励的规定，至此基本完成了后科举时代过渡衔接的使命，为了避免不同规定之间实施的冲突，“拟自《文官考试任用章程》施行之日起，无论何项学堂考试毕业者，概不给奖实官。其游学毕业生之廷试，明年亦拟不复举行，另由内阁会同各部规定文官考试资格及技术官、教育官须用专门毕业人才之办法，以昭核实而励贤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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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同时说明，关于学堂学生的毕业名称，有两种方案：一是仿照日本，改用察博士、学士、得业士（高等及专门学堂毕业者）；另一种是沿用旧学的进士、举人、贡生、生员等名目。学部认为，日本做法的最大缺陷，是没有中学堂以下毕业者的名称，不利于教育的推广，尤其对于偏远地区来说，旧学功名仍是兴学的重要动力。并引用甘肃提学使的奏报，当地给予过毕业奖励的学堂，续招新生尤其踊跃，而未有奖励的学堂，则学生数量极少。“若将毕业名称靳而不与，不特未设学堂之处无增加之望，恐已设之学堂亦有解散之虞。是废止进士、举、贡等名称别定学位，虽属正当办法，而按之现在情形，则尚未能骤行”。学部最终采取折中办法，决定《文官考试任用章程》实行后，各学堂毕业名称，大学毕业者仍为进士，高等学堂仍为举人，中学及相同程度之学堂毕业统称贡生，高等小学及初等实业学堂毕业者统称生员。高等专门学堂毕业者，均加上某科进士或举人字样，以示与普通教育毕业者之区别。凡获得上述名称者均以毕业考试成绩列中等以上为限。与此同时，宣布自《文官考试任用章程》施行之日起，其已经获得学堂奖励各种功名者，“不准截取就职”，仍需要按新章规定重新参加文官任用考试。宣统三年七月十七日，该章程获得朝廷批准颁布，学部为此专文通行各省督抚，要求“凡学生毕业在接奉官报以后者，均应遵照新章拟奖”。[39]但此时武昌起义的爆发，已相距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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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堂考试章程的出台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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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立停科举的督抚奏章中所涉科举与学堂合二为一的内容，也许仅仅是为了减少兴学阻碍的托词，不过，科举考试的形式甚至某些内容，的确在后科举时代的学堂教育里得到延续。[40]更重要的是，1905年立停科举后，新式学堂不仅沿袭了科举取士的固有功能，而且承担了因铨选未及应变所新增的新学人才选官机制。因此，相关考试不但没有随着立停科举而中止，反而由于既有格局的改变及新旧并轨衔接的双重压力，数量不断增多，种类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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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奏定各学堂考试章程》的规定，国内新式学堂的考试分为五种，即临时考试、学期考试、年终考试、毕业考试、升学考试。其中临时、学期、年终三种考试，均由学堂自行办理；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主持者和操作程序与科举岁科极为相似。中等以上学堂的毕业考试，明确规定“拟照乡、会试例，高等学堂毕业，届期奏请简放主考，会同督抚、学政详加考试；大学堂分科大学毕业，届期奏请简放总裁，会同学务大臣详加考试”，显示了模仿延续科举形式的旨意，以贯彻学堂与科举熔于一炉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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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毕业考试的形式内容，显然也吸收了戊戌以来科举改革的成果，体现了中西学并重的准则。如规定学堂毕业考试分内外两场，外场试在学堂举行，有笔试与口试两种形式。口试部分按学科门类分日考问，笔试部分则将试题公开，“笔答或应演图者，均当堂在漆牌上写出”。内场试则完全为笔试，“拟比照拔贡、优贡例，只考两场，以当日完场为便。每场出论、策、考、说各二题，头场以中学出题，经史各一，经用论，史用策；二场以西学出题，西政、西艺各一题，西政用考，西艺用说”。内外两场考完，以各科所得分数，“并参证平日功课册、行检册所列分数，汇定一总分数，第其高下，以定去取”。[41]这些规定，既与近代西方各国学制的办法不同，也与科举改章的做法有别，可谓中西合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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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学堂考试制度，确实反映了统治者选材标准中西并重、中体西用的旨意，一方面继承了科举改革后考试的一些内容和形式，保持了经史论策的传统，另一方面新式学堂制度毕竟来自西方，与科举仅以文字楷法取士相比，学堂考试章程增加了口试的形式及检查学科讲义的内容，考官可以直接观察学生的即时反应，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表达能力，有助于避免枪替、抄袭等弊端。此外，为了平衡地区之间的差别，控制教育质量，还增加了毕业复试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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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停科举后学堂数量快速增长，在各科教育不断发展的同时，传统中学衰微已呈江河日下之势。面对兴西学与保中学的尖锐矛盾，最高统治者很快作出抉择。1906年3月20日，都察院御史刘汝骥于俸满召见时，在中南海西暖阁与慈禧就学堂的现状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慈禧问道：“直隶学堂如何？”刘奏答：“近日办学堂的毛病是糜费太多，中学堂以上学科太杂，于经学反多荒废。”慈禧接着表态：“经学是最要紧的，万不可荒废。”刘汝骥赶紧汇报：“近日英、法、德、俄、瑞士各国，翻译中国书甚多，四子五经，彼国童子皆能童而习之。”于是慈禧关心起派遣留学的效果：“日本留学生将近万人，国家费用不少，流弊日多，何故？”刘汝骥认为：“此当慎之于始，非中学有根柢者不得遣派，自然流弊可去。”[42]此后，经学为重的抉择，以及选拔派遣留学生注重中学基础的倾向，成为学部的指导方针，并逐渐变成衡量学堂教育效果的重要标准。1907年至1909年，存古学堂蔚然兴起，便是表征之一。[43]另外，学部成立前后，清廷选派留学生的办法和考试取录条件有所变化，立停科举前遣派留学，只注重年龄及英文水平。1907年以后，取录首先强调“国文通达”，其次才是英文程度。[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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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月，学部奏准《修改各学堂考试章程折》，最值得注意之处，便是明确了各学堂必须考试经史课目，原来未设经史课目的学堂，也须加试经学一题、中国史学一题。而“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考试中国文学一科，应试二题，一题就该学堂主要学科命题，观其知识能否贯通，一题就中国经史命题，观其根柢是否深厚”。经史考试的分数不仅作为一门独立课目计算，还与毕业考试的平均分数一起计入总分。经学课程之外，品行分数与修身科分数另行计算。[45]与此同时，慈禧颁布懿旨，强调学堂管理应“以圣教为宗，以艺能为辅，以理法为范围，以明伦爱国为实效”。学部选派的视学官若发现离经叛道、品行不端之人，“不惟学生立即屏斥惩罚，其教员管理员一并重处，决不姑宽”，甚至督抚及提学使亦难辞其咎。[46]显然，当道不但希望在学制中努力保留读经问史的传统，延续科举时代的精神，而且冀望借此整饬学堂，控制学生，消弭祸乱，维持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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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最高统治者坚持在学堂发展中贯彻保存中学的清晰意图之外，学部还承受着来自各方非议责难的压力。1907年，都察院代递中书黄运藩上《整顿学务请复科举折》，以地方贫穷不能多设完全学堂，学潮纷起恐父兄令弟子废学为由，要求“科举与科学并行，中学与西才分造”，请求朝廷恢复科举。学部议复，以科举数百年流行，其习非所用已有定论为据，加以驳斥，同时强调，学堂教育尚未完全普及，但比科举时代各地仅有几所书院而言，已增多数倍，而且“书院师生课程亦多有名无实，较之今日各处建设学堂数似尚不及，安见一复科举制艺，地方即不贫困，教育即可有资耶？”学部还认为，科举得官可以侥幸一试，学堂则穷年累月从事于辛苦烦难之科学，两者并行必然导致学生趋易避难。且学问贵在融会贯通，“若中学与西才分造，势必各得一偏，永无融会贯通之一日，似非造就人才之本意”。因此，“端正学术，慎守宗旨，求整顿于学堂之中，断不能言造就于学堂之外”，建议当道对黄运藩所奏“毋庸置议”。[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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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所说看似义正词严、理据充分，却有避重就轻、偷换概念之嫌。例如将书院与学堂比较，故意忽略为数众多的学塾，则学堂教育效果不佳，费用却大幅度提升的问题，不仅被轻轻滑过，而且成为对科举不利的根据。尽管学部对请复科举的态度坚决而严厉，社会舆论也并不赞许，可是其时清廷内部意见分歧，并非一致抵制之声。报刊透露：“前黄运藩上奏请复科举一折，经政府会议，赞成者甚多。其中谓复则复矣，但须更改本来名目，其大要，系先经府县试，试后再送交提学司复考，然后分别优拙，酌定额数，以为去取。至于考试之法，则以四书五经命题，令作讲义及策论诸科目。若八股文则全废也。闻已拟定奏稿，准备复奏。后张香帅闻知此事，怒其不识时务，且有碍大局，因疏请两宫，严加戒斥。如此，则黄运藩微特空费口舌，且将因言获罪矣。”[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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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运藩请复科举的方案最终遭到否决，但对学堂教育的种种怀疑、指责，以及要求恢复旧制的压力，导致学部企图通过考试来证明新式教育成效的努力更为执着，使得考试和复试毕业生的程序更为复杂，以至于传媒讽刺学部“今日考学生，明日考学生，是谓科举忙”，直斥新式学堂的各种考试为变相科举。[49]可见在时人眼里，考试取士是科举最基本的特征，就此而言，立停科举后考试非但没有停止，反而频率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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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试图纳科举于学堂，且抡才皆为入仕，故培才也相应更多考虑官吏养成，而非国民教育及悉心培养各行业的技术人员，这与从西方引入的近代学制的内容和宗旨一开始就背道而驰，其后更渐行渐远。这种求全责备、违背教育规律的设计，也使近代中国的新式教育不堪重负，且与人们此前的热切期待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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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回国留学生考试的科举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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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抡才与培才合二为一理念的主导，立停科举后，除国内学堂学生毕业考试外，留学毕业生也须通过回国考试，才能确认资格并授予相应出身，有的还直接授予职官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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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游学毕业生考试于1905年7月3日举行，此时科举制尚未废除，学部也未成立，考试的组织由学务处主持。据第一次出国游学毕业生考试亲历者曹汝霖的回忆，尽管参加考试的仅有14人，程式却十分有秩序而且郑重。考试共分两场，第一场在学务处，及格者再参加第二场即保和殿殿试。题目分为文理科两种，文科题为策试。殿试不久便引见授职，一等为进士，授翰林检讨、主事、内阁中书；二等为举人，授七品小京官、知县。[50]依据亲历者的描述，留学生回国考试从形式到内容大多仿照科举，却无须朝考便授职，则确有将抡才与授官合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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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成立后，加强了对留学生考试的组织管理，1906年10月2日，清廷批准的《学部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折》规定，游学毕业生回国的考试分为两场，第一场就各毕业生文凭所注学科择要命题（每学科各命三题，作两题为完卷），第二场试中国文、外国文各一题。游学生考试卷有襄校官分阅并评记分数，再由学部大臣会同钦派大臣详细复校，分别定取最优等、优等和中等。[51]按照考试的成绩与名次，授予出身及奖励实官，这对毕业生本人和政府用人都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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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二次毕业留学生回国考试亲历者颜惠庆回忆，应试者对文字种类尚可选择。主考官唐绍仪是留美幼童出身，而副考官包括严复与詹天佑均有留学经历，令参加考试的留学毕业生感到亲切和欣慰。“试题与答卷均用英文，这在会试中实属奇事”。[52]与应考者的感受迥异，作为考试主持者的学部诸位堂官，面对应试者的答卷，心情却颇为复杂。媒体报道：“考试留学生同考官严幼陵观察，因见此次所取各学生欧美科学均极优长，独于国文一门未窥堂奥，特上条陈于学部各堂官，请代奏设立国文专馆，延湛深中学之士充当教习，将已取各生派入肄业，限以三年毕业，然后廷试给予出身。”[53]严复的建议，显然是反向模仿光绪二十八年新进士须到京师大学堂肄业三年后方授职的前例，让留学毕业生补习国学，所据宗旨仍为中西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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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照此议实行，一是国内学堂学生毕业将在学习年限及费用方面，明显优于留学生，从而造成留学生源难以为继；二是人才培养周期大为延长，急需留学生的部门缓不济急。因此，至少在操作层面看，严复的建议过于理想。最终学部出于鼓励留学的整体考虑，未予采纳，但对留学生中文程度的担忧，却成为历任学部主官的心病。第三届游学毕业考试，中文考试题目出自《左传》：“巫臣使吴，教吴乘车战阵，遂通于上国”。一考生原来的外国毕业文凭成绩为优等，因此次考试中文答卷有“古之所谓车者，今日之人力车、马车欤”一句，竟然落第。[54]为了提高留学生的中文水平，管理学部大臣张之洞建议：“此次考取留学生，凡中文程度低者，须限年补习，并拟严定下届考试办法，谓长此不变，必致斯文扫地，非中国福。”[55]不久，张之洞又为考试留学生事具折奏请，“考试宜注重于普通学……近年一般青年留学者，多系有名无实，甚有浪游终日，全不上课者。拟请严加甄别，以杜倖进而宏奖励”。[56]进一步严格留学生出国资格的考试和审查，并设法加强留学生的日常管理。[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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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回国留学生的不断增加，原有考试场所难以容纳众多考生。1910年留学生毕业回国考试，学部堂官本拟改就京师大学堂举行，“嗣因学部堂官以既名殿试，不能易地，致蹈名不副实之诮，且体制攸关，未便轻易更改，监国亦深以为然，故现仍定在保和殿举行”。[58]在科举废止五年之后，留学生考试不但仍以科举为基本程式，且因“体制攸关”而不敢改动考试地点，显示当局坚持贯彻将科举与学堂熔于一炉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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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考试，除保留廷试的形式之外，出于对革命党人活动日益活跃的恐惧，考试的内容与前两次相比更趋守旧。学部认为：“惟有严加考试，专重国文，视其中学有根底者择尤录取。盖因文见道，察其言论，即可测其性情，凡中学深者，类皆能知忠君大义，断不至为逆党所煽惑云云。刻已决定廷试试卷仍照往年殿试旧规，限令对策一篇，以定甲乙。”[59]从甲辰科三甲进士须一律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三年才能授职，至出国留学毕业生殿试恢复科举策问，历史在短短几年中怪异地翻转轮回。可见作为检验人才的手段，考试形式与内容的变化，其实是选材标准变动的重要体现。学堂考试与选材，始终与清廷的国策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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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非议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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