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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7—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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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民国丛书》第2编第46册，上海书店出版社据中华书局1933年版影印，第99—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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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谢兴尧整理、点校《荣庆日记》，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1902年10月26日），第56页。荣庆日记中所提及奏稿迄今未见，具体内容难得其详，依照清朝体制，若当道意见依违两可，则留中未发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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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致保定袁宫保》，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一日（1903年4月8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第90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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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7，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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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876年，王韬在给丁宝桢的信中曾提出设想：“今请废时文而别以他途取士：曰行，曰学，曰识，曰才。行如孝第廉节，贤良方正，由乡举里选，达之于官，官然后贡之于朝……其以植典型，懋廉耻者，尤在乎立品为先。”（王韬：《上丁中丞》，光绪二年，《韬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0—111页）王韬针对科举仅以文字取士的弊病，希望以行、学、识、才的多元标准鉴别人才，对于为官资格，比较侧重道德与社会实践能力，包括人际交往。因此，必须恢复乡举里选的古代人才甄别模式，学识方面重视通古今。而对于典型人物的挑选，则更注重品行要求。王韬所说仍是一种思路，至于用什么形式体现与贯彻上述理念，未见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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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30日）上谕，《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46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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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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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光绪政要》卷22，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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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1898—191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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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1898—1911），第82页。为了贯彻前述宗旨，《京师大学堂章程》将“溥通学”与“专门学”结合作为功课设置的方针，其“溥通学”（顺序依次为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学，共十门）为所有学生必须学习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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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丛谈·亚力山》，《台湾日日新报》（汉文）1905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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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丛谈·拿破仑》，《台湾日日新报》（汉文）1905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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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吴汝纶：《与李季皋》，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1898年7月6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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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吴汝纶：《答贺松坡》，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三日（1902年8月16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406—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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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吴汝纶：《与张尚书》，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一日（1902年10月12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406—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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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3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76—1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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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五日，《张之洞全集》第2册，奏议47，第1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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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于荫霖：《悚斋日记》卷6，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七日（1901年10月28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23辑之224，第4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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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科举难废》，《万国公报》第174册，1903年7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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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日（1902年12月1日）上谕：“著自明年会试为始，凡一甲之授职修撰、编修，二、三甲之改庶吉士用部属中书者，皆令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其在堂肄业之一甲进士、庶吉士，必须领有卒业文凭，始咨送翰林院散馆，并将堂课分数，于引见排单内注明，以备酌量录用……分部司员及内阁中书，亦必领有卒业文凭，始准奏留归本衙门补用。如因事告假及学未及格，必俟补足年限、课程，始准作为学习期满。其即用知县签分到省，亦必入各省课吏馆学习，由该督抚按时考核，择其优者立予叙补。其平常者，仍留肄习，再行酌量补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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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张謇：《变法平议》，《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2，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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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奏定学堂章程·各学堂奖励章程》，第1—18页，湖北学务处刊本。转引自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522—5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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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张希清著、吴宗国审定《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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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陈增佑：《奏请变通学堂毕业奖励出身事宜折》，1905年9月，《光绪政要》卷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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