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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考官的参考书:有关中国政治史事者,经礼部开单咨取,由江、浙、鄂、粤等省官书局照单咨送;有关各国政治艺学者,则由两江、两湖、两广各督抚在“已译成之书”中择要开单,咨送礼部。此外,学堂藏书亦许乡、会试闱中随时调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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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新定生、童“岁、科两考,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十二条”称经古应与正场并重,“未进经古场者,不得与考正场”,“定本”则规定经古一场,“生、童愿考与否,仍听其便”,只当“正场试卷文理同属通顺”时,“应先尽其经古场之入彀者,以励实学”。优、拔贡考试,亦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各国政治艺学策和四书五经义。宗室乡试、会试、复试及翻译会试等亦改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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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八个方面看,政务处会同礼部奏定科举新章与数种报刊传抄版“新章”,异同参半。同处不少,说明传抄版亦系“内部”流出,并非完全杜撰;异处颇多,且相较传抄版,定本文字简洁而少激烈语,说明后者由前者修改而来。由于修改的背后即是政务处、礼部甚至其他京官、督抚、学政讨论与折中的结果,故透过比对不同版本的流变,也未尝不可窥见新章出台背后的玄机。此中尤以前两项变化最大,考虑到首场论题在考试中最为重要,故这样的变化尤其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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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拟题者的变化来讲,当与会试须借闱有关。就在辛丑年十月,礼部曾上一《会试变通详细条目清单》,称“会试首场向请钦命题目,由礼部堂官恭领,赍交内帘严密刊刻。今借闱会试,首场题目拟仍请钦命,由派出之总裁官于启程时亲赴军机处恭领,敬谨赍至该省,俟入闱封门后拆封刊刻,于进呈试卷时一并恭缴,以昭慎重”。[14]这或许就是“十二条”等所谓顺天乡、会试首场五论题目,仍请钦命之所本。不过,此议随后被否决。于是,政务处、礼部鉴于向来顺天乡、会试首场四书文题均请钦命,而今“改八股为四书义”,虽“移于后场,仍合校三场,以定去取”,故第三场四书五经义题“仍请钦命,庶于讲求实学之中,仍寓崇尚经术之意”。[15]据癸卯科同考官、甲辰科内监试王振声的日记,首、二场论、策由总裁出题,三场四书五经义题则系“钦命”,三场皆在正总裁处刻印。[16]关晓红称癸卯科会试“三场试卷均由孙家鼐亲自出题并监刻”,是不准确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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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首场论题以何书命题,直接涉及考试内容和范围,关乎士子读书和备考,则更为紧要。“八条”与“十二条”均称以《九通》命题,是颇有误导性的。实则《九通》只作参考,考官命题“则谨以《御批通鉴纲目》、《御批通鉴辑览》及历代正史为本”。此中变化值得深究。就在《申报》九月十日登出“新章八条”后,吴汝纶致函顺天学政陆宝忠,激烈批评“拟以《九通》试士”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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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见报纸谓礼部议复举场章程,拟以《九通》试士。穷乡下里,难得此书,又卷帙浩繁,不易卒业,就中杜、马二家最善,然马书唐前尽袭杜文,渔仲纪传全抄正史,皇朝《三通》,彼此因袭,并非不刊之典。学者不读正史,则《三通》乃凌杂丛碎之书,不能得其要领。若先攻廿四史,再读《九通》,则无此日力。且用功烦难,而获效殊少。使学徒尽能记识历代制度沿革,亦只已陈之刍狗,谓遂成为政治之通才,未必然也,而况绝无尽记者乎!且《九通》制度之书,固非政治之学也。求政治之学,无过《通鉴》,而毕氏《续编》及国朝儒臣所编《明纪》,又不逮涑水元书远甚。今不以《通鉴》试士,而用《御批通鉴辑览》,岂不以《通鉴》繁重,学者难读,不如《辑览》之简约而易竟哉!《九通》卷帙之多,过《通鉴》倍蓰;今史学用《通鉴辑览》,而政治用《九通》,一何用意之自为矛盾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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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见:史学试士当用《史记》、《汉书》。……后代之史固不足熟读,则亦不足以考人。必以详备为事,则马、班之书之外,益以《通鉴辑览》足矣。其政治之学当以国朝为主,国家纪载流传者稀,无已,则于皇朝《三通》择用其一,使习国家掌故,庶亦可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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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不久《苏报》论说亦批评以《九通》命题太泛:“今政务处议定新章,头场论说五篇,皆按《通典》、《通志》、《通考》及《御批通鉴纲目》、《御批通鉴辑览》等书命题考试。试问上而尚书、侍郎,下而翰詹、科道,向之以帖括进者,其能熟悉《九通》者有几人乎?其能博览群书有几人乎?”[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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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新章定本,不再以《九通》出题,且加入国朝掌故,与吴汝纶的意见颇觉近似。考虑到陆宝忠本系南书房行走,为“里边人”,[20]又与王文韶、瞿鸿禨、张百熙、陆润庠等深度参与改科举讨论与决策的中央大员关系密切,则吴汝纶的声音很有可能通过陆宝忠传递给上述诸人。事实上,就在吴汝纶写信后五日,时在直隶定州主持考试的陆宝忠,即致信张百熙,讨论礼部议复科举新章问题:“礼部议复科举事宜,尚未得见,窃谓竭士子之力,首、二场论、策三艺,已足觇本领,逐场去取,阅者可以专心,不审尚能申言否?”[21]可见陆宝忠支持张之洞的分场去取之法,但认为其方案题量太大,希望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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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报刊传抄版并非定本,但因其传播广,影响实不容轻忽。值得留意的是,辛丑腊月出版的《万国公报》所载科举章程,仍是“新章十二条”。[22]更有甚者,杭州的《浙江五日报》迟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仍在转载“新章十二条”。[23]而光绪二十八年夏天刻印的《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录载的竟也是“新章十二条”。[24]与此同时,诡异的是,吴汝纶虽然不以《九通》试士为然,且定章亦已去此一条,然而他似乎未见定本,仍以报刊传抄版为据。吴氏在给其子吴闿生的信中虽然批评“《九通》数百卷,谁能悉读,以此考人,直是谬妄”,但他也不忘为闿生兄弟各购一部上海新印的《九通》,以便乡试时携入场中。[25]从上文所引《选报》的“更正”来看,早在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上海的《苏报》馆已获见礼部所刊章程定本。此外,光绪二十八年三月,远赴奉天查办案件的吉同钧,亦从《邸报》中读到了新章定本。[26]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并非定本的“新章十二条”仍能通过报刊、《经世文新编续集》广泛传播,不仅“误导”了当日的士子及其亲友,也“干扰”了后来的研究者,就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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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辛丑奏定科举新章看,此次改科举确是清代历史上“力度最大,空前未有”的。[27]不过,辛丑奏定新章既与戊戌张之洞、陈宝箴科举新章,辛丑刘坤一、张之洞江楚会奏方案颇多延续,但也损益甚大。其产生和流变背后的曲折,远超既有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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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二 奏定新章的流变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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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事变后,新政再起。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经由东南互保,地位更加突出。其《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也成了清廷推行新政的蓝图。[28]于是,张之洞、陈宝箴戊戌年曾经奏准的科举新章成为辛丑科举改章的底本,经过修改后,再度颁行各省,在最后的科举考试中得到了实践,因而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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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辛丑奏定科举新章虽在场次、题量等方面延续了张、陈的戊戌方案,但其间的损益也非常明显,既有张之洞的主动修改,也有政务处、礼部议奏时的权衡取舍。其背后的曲折,与第一章所述中枢、礼部与东南督抚在科举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密切相关,值得细致讨论。与戊戌新章相较,辛丑奏定新章的变化主要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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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二场策题的考试范围缩小,取消了专门艺学。张之洞在给刘坤一的电报中提议,二场“但试各国政治学、地理、史事、武备、算学及绘图学、格致学、工商学大义等事,其专门艺学,如声光化电之类,仓卒不能通晓,且试卷只能空言其理,非场内所能考验,自可缓试”。张氏解释说,之所以“将艺学等删去”,是因为“原奏本意,系令考生说其大义,为引人入胜之资,并非携器试验。今略加删改,以冀易准。若原奏照办,今日时局,必难准也”。[29]其实,张之洞的《劝学篇》以及戊戌科举新章,系针对康、梁方案而发,暗含“诋康”的深意,明显有争夺改制主导权的考量。[30]故而,张之洞虽号称“合科举、经济、学堂为一事”,“体用一贯”,[31]看似面面俱到,实则不免高自标置,故意炫博,刁难士子,不易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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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汝纶曾对此大为抨击:“世俗不足责,若朝廷大臣所议改革之法,乃与康、梁书生不晓事者略等,此何说耶!……外国专门之学,中国尚无其人,何能以之试士!且所谓专门之学,必有专门师授,国家亦遣专门考官赴学堂考验,岂如中国以之出题作文,与他业并责之场屋间哉!此议之谬,众所共见,即所云外国时务,见之各报章者,亦仅九牛之一毛,何从窥见全豹,此亦不能用以试士也。”[32]类似的批评尚多。迨拟定辛丑新章时,情势已变,必须更为务实,故张之洞将专门艺学剔除出了二场考试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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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变化最大,且对随后的两科乡、会试产生了重大影响,引发了诸多争论的,无疑是“分场去取”的被否决和废除誊录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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