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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考官的参考书：有关中国政治史事者，经礼部开单咨取，由江、浙、鄂、粤等省官书局照单咨送；有关各国政治艺学者，则由两江、两湖、两广各督抚在“已译成之书”中择要开单，咨送礼部。此外，学堂藏书亦许乡、会试闱中随时调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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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新定生、童“岁、科两考，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十二条”称经古应与正场并重，“未进经古场者，不得与考正场”，“定本”则规定经古一场，“生、童愿考与否，仍听其便”，只当“正场试卷文理同属通顺”时，“应先尽其经古场之入彀者，以励实学”。优、拔贡考试，亦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各国政治艺学策和四书五经义。宗室乡试、会试、复试及翻译会试等亦改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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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八个方面看，政务处会同礼部奏定科举新章与数种报刊传抄版“新章”，异同参半。同处不少，说明传抄版亦系“内部”流出，并非完全杜撰；异处颇多，且相较传抄版，定本文字简洁而少激烈语，说明后者由前者修改而来。由于修改的背后即是政务处、礼部甚至其他京官、督抚、学政讨论与折中的结果，故透过比对不同版本的流变，也未尝不可窥见新章出台背后的玄机。此中尤以前两项变化最大，考虑到首场论题在考试中最为重要，故这样的变化尤其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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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拟题者的变化来讲，当与会试须借闱有关。就在辛丑年十月，礼部曾上一《会试变通详细条目清单》，称“会试首场向请钦命题目，由礼部堂官恭领，赍交内帘严密刊刻。今借闱会试，首场题目拟仍请钦命，由派出之总裁官于启程时亲赴军机处恭领，敬谨赍至该省，俟入闱封门后拆封刊刻，于进呈试卷时一并恭缴，以昭慎重”。[14]这或许就是“十二条”等所谓顺天乡、会试首场五论题目，仍请钦命之所本。不过，此议随后被否决。于是，政务处、礼部鉴于向来顺天乡、会试首场四书文题均请钦命，而今“改八股为四书义”，虽“移于后场，仍合校三场，以定去取”，故第三场四书五经义题“仍请钦命，庶于讲求实学之中，仍寓崇尚经术之意”。[15]据癸卯科同考官、甲辰科内监试王振声的日记，首、二场论、策由总裁出题，三场四书五经义题则系“钦命”，三场皆在正总裁处刻印。[16]关晓红称癸卯科会试“三场试卷均由孙家鼐亲自出题并监刻”，是不准确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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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首场论题以何书命题，直接涉及考试内容和范围，关乎士子读书和备考，则更为紧要。“八条”与“十二条”均称以《九通》命题，是颇有误导性的。实则《九通》只作参考，考官命题“则谨以《御批通鉴纲目》、《御批通鉴辑览》及历代正史为本”。此中变化值得深究。就在《申报》九月十日登出“新章八条”后，吴汝纶致函顺天学政陆宝忠，激烈批评“拟以《九通》试士”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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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见报纸谓礼部议复举场章程，拟以《九通》试士。穷乡下里，难得此书，又卷帙浩繁，不易卒业，就中杜、马二家最善，然马书唐前尽袭杜文，渔仲纪传全抄正史，皇朝《三通》，彼此因袭，并非不刊之典。学者不读正史，则《三通》乃凌杂丛碎之书，不能得其要领。若先攻廿四史，再读《九通》，则无此日力。且用功烦难，而获效殊少。使学徒尽能记识历代制度沿革，亦只已陈之刍狗，谓遂成为政治之通才，未必然也，而况绝无尽记者乎！且《九通》制度之书，固非政治之学也。求政治之学，无过《通鉴》，而毕氏《续编》及国朝儒臣所编《明纪》，又不逮涑水元书远甚。今不以《通鉴》试士，而用《御批通鉴辑览》，岂不以《通鉴》繁重，学者难读，不如《辑览》之简约而易竟哉！《九通》卷帙之多，过《通鉴》倍蓰；今史学用《通鉴辑览》，而政治用《九通》，一何用意之自为矛盾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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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见：史学试士当用《史记》、《汉书》。……后代之史固不足熟读，则亦不足以考人。必以详备为事，则马、班之书之外，益以《通鉴辑览》足矣。其政治之学当以国朝为主，国家纪载流传者稀，无已，则于皇朝《三通》择用其一，使习国家掌故，庶亦可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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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不久《苏报》论说亦批评以《九通》命题太泛：“今政务处议定新章，头场论说五篇，皆按《通典》、《通志》、《通考》及《御批通鉴纲目》、《御批通鉴辑览》等书命题考试。试问上而尚书、侍郎，下而翰詹、科道，向之以帖括进者，其能熟悉《九通》者有几人乎？其能博览群书有几人乎？”[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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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新章定本，不再以《九通》出题，且加入国朝掌故，与吴汝纶的意见颇觉近似。考虑到陆宝忠本系南书房行走，为“里边人”，[20]又与王文韶、瞿鸿禨、张百熙、陆润庠等深度参与改科举讨论与决策的中央大员关系密切，则吴汝纶的声音很有可能通过陆宝忠传递给上述诸人。事实上，就在吴汝纶写信后五日，时在直隶定州主持考试的陆宝忠，即致信张百熙，讨论礼部议复科举新章问题：“礼部议复科举事宜，尚未得见，窃谓竭士子之力，首、二场论、策三艺，已足觇本领，逐场去取，阅者可以专心，不审尚能申言否？”[21]可见陆宝忠支持张之洞的分场去取之法，但认为其方案题量太大，希望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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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报刊传抄版并非定本，但因其传播广，影响实不容轻忽。值得留意的是，辛丑腊月出版的《万国公报》所载科举章程，仍是“新章十二条”。[22]更有甚者，杭州的《浙江五日报》迟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仍在转载“新章十二条”。[23]而光绪二十八年夏天刻印的《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录载的竟也是“新章十二条”。[24]与此同时，诡异的是，吴汝纶虽然不以《九通》试士为然，且定章亦已去此一条，然而他似乎未见定本，仍以报刊传抄版为据。吴氏在给其子吴闿生的信中虽然批评“《九通》数百卷，谁能悉读，以此考人，直是谬妄”，但他也不忘为闿生兄弟各购一部上海新印的《九通》，以便乡试时携入场中。[25]从上文所引《选报》的“更正”来看，早在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上海的《苏报》馆已获见礼部所刊章程定本。此外，光绪二十八年三月，远赴奉天查办案件的吉同钧，亦从《邸报》中读到了新章定本。[26]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并非定本的“新章十二条”仍能通过报刊、《经世文新编续集》广泛传播，不仅“误导”了当日的士子及其亲友，也“干扰”了后来的研究者，就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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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辛丑奏定科举新章看，此次改科举确是清代历史上“力度最大，空前未有”的。[27]不过，辛丑奏定新章既与戊戌张之洞、陈宝箴科举新章，辛丑刘坤一、张之洞江楚会奏方案颇多延续，但也损益甚大。其产生和流变背后的曲折，远超既有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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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二 奏定新章的流变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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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事变后，新政再起。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经由东南互保，地位更加突出。其《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也成了清廷推行新政的蓝图。[28]于是，张之洞、陈宝箴戊戌年曾经奏准的科举新章成为辛丑科举改章的底本，经过修改后，再度颁行各省，在最后的科举考试中得到了实践，因而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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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辛丑奏定科举新章虽在场次、题量等方面延续了张、陈的戊戌方案，但其间的损益也非常明显，既有张之洞的主动修改，也有政务处、礼部议奏时的权衡取舍。其背后的曲折，与第一章所述中枢、礼部与东南督抚在科举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密切相关，值得细致讨论。与戊戌新章相较，辛丑奏定新章的变化主要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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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二场策题的考试范围缩小，取消了专门艺学。张之洞在给刘坤一的电报中提议，二场“但试各国政治学、地理、史事、武备、算学及绘图学、格致学、工商学大义等事，其专门艺学，如声光化电之类，仓卒不能通晓，且试卷只能空言其理，非场内所能考验，自可缓试”。张氏解释说，之所以“将艺学等删去”，是因为“原奏本意，系令考生说其大义，为引人入胜之资，并非携器试验。今略加删改，以冀易准。若原奏照办，今日时局，必难准也”。[29]其实，张之洞的《劝学篇》以及戊戌科举新章，系针对康、梁方案而发，暗含“诋康”的深意，明显有争夺改制主导权的考量。[30]故而，张之洞虽号称“合科举、经济、学堂为一事”，“体用一贯”，[31]看似面面俱到，实则不免高自标置，故意炫博，刁难士子，不易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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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汝纶曾对此大为抨击：“世俗不足责，若朝廷大臣所议改革之法，乃与康、梁书生不晓事者略等，此何说耶！……外国专门之学，中国尚无其人，何能以之试士！且所谓专门之学，必有专门师授，国家亦遣专门考官赴学堂考验，岂如中国以之出题作文，与他业并责之场屋间哉！此议之谬，众所共见，即所云外国时务，见之各报章者，亦仅九牛之一毛，何从窥见全豹，此亦不能用以试士也。”[32]类似的批评尚多。迨拟定辛丑新章时，情势已变，必须更为务实，故张之洞将专门艺学剔除出了二场考试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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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变化最大，且对随后的两科乡、会试产生了重大影响，引发了诸多争论的，无疑是“分场去取”的被否决和废除誊录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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