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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场去取”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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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科举新章出台过程中关于“分场去取”的论争和是非，需从戊戌改科举谈起。戊戌春间，张之洞在著名的《劝学篇》中，援引北宋欧阳修的观点，称欧阳修当日欲以策论救诗赋，犹如今日欲以中西经济救八股时文。故远师欧阳修遗意，近仿童生府县考复试之法，提出将乡、会试三场场次互易，又逐场发榜、分场去取的构想。[33]本来张之洞拟首场试时务策，专问西政西学，而陈宝箴担心“俗情专事吹求”，建议将中国史学、国朝政治移作首场，“著尊王之义”，以西政西学为二场。张接受了陈的建议。[34]随后《劝学篇》的定稿和戊戌六月初一日张、陈会奏科举新章，均如此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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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张之洞之前，逐场发榜、分场去取的构想，亦有时人提出。乙酉科（1885）举人、后来做过意大利公使的许珏，曾著文论贡举，即建议逐场放榜，以救考官草率之弊，使三场并重的原则落到实处。同时，既议逐场去取，则三场顺序宜有改易，乡试头场试经文、二场策问、三场四书文，会试头场试策问，二场试经文、三场四书文。如此则经、策并重，若只精于四书文，无益也。[35]许珏此文未标写作时间，然从其不废八股、不提西学来看，必作于《劝学篇》之前。许珏是许同莘的伯父，张之洞的总文案张曾畴是许同莘的舅父，许珏和张曾畴亦关系甚密，则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许珏的议论，可能通过张曾畴在张之洞及其周围传播，影响到《劝学篇》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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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乡、会试分场去取的构想，虽然不乏支持者，尤其在张之洞系统的官员、学者中颇得赞誉，但是，这一办法也并非无懈可击。就在张、陈戊戌新章刚刚奉旨颁行后，吴汝纶在给新科翰林傅增湘的私信中，就批评分场去取之法，谓“欧公先考策论，后改（考？）诗赋，乃先易后难”，而今头场考中国史事、国朝政治，二场考西政西艺，三场考四书五经，“乃先难后易，适与欧公相反，何谓用欧”。故吴汝纶认为，应“仍三场连考，不用欧公去取之法”。[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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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吴汝纶的声音介于朝野之间，且不免李鸿章系统对张之洞的“偏见”，那么，主管科举事务的礼部的意见就必须认真考虑。礼部于戊戌年七月初二日就张、陈科举新章拟定详细章程十三条，其中五条都是针对分场去取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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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揭晓期限问题。礼部一则谓“乡、会试士子例于初八日入场，十六日三场完毕。现定随场去取，二、三场须俟前场发榜后，再行投卷入场，揭晓例限自宜稍为宽展”，再则称“现在更正新章，内外帘一切事宜均不能复循旧制，各省中额及应试人数多寡不同，其如何每场酌定期限之处，臣部实难悬断”，顺势将球踢给了各地：“应请饬下顺天府府尹及各直省督抚体察本省情形，速议具奏。其会试场期，应俟乡试议定后再行核议”。二是每场取中名额问题。针对张、陈提出的首场十倍录取、二场三倍录取，礼部根据会试及顺天乡试通常约取中三百名的情况，计算其首场需取录三千余名，“其余大省乡试均在一千名上下，而各房荐卷又须浮于所取之数，计考官每人校阅，多者千五六百卷，少亦将及千卷”，认为大大超过了以往乡、会试中主、副考官校阅的头场荐卷之数，“即使宽其日限，亦恐难于精审”，因此建议变通处理，“但照入场人数酌定去取，每场以次递减，不必尽拘十倍、三倍之额，应统由该府尹、督抚通筹妥议，一并复奏”。三是誊录、对读人手问题。既定随场去取，则“二、三场以后誊录书手、对读生均可递减其数”，礼部认为应由“监临等于每场事竣，核计下场应用若干名，分别留遣”。四是防弊问题。随场去取后，三场人数最少，礼部建议“令各监临于三场点名后，或在誊录所，或在贴近至公堂两旁号舍，将诸生扃试，另派妥员随同监试官昼夜搜巡”。五是发榜问题。相比以前，由于头、二场也须发榜，但又要与最终正榜区别，所以礼部设计了一套比较复杂的程序。[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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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礼部遵照戊戌年五月初五日废八股、改策论之上谕，于二十二日上奏了乡、会试详细章程，刚刚准行，却被张之洞、陈宝箴的科举新章推翻。礼部当局自然甚觉脸上无光。而张、陈新章准行后，礼部又须据此新章重拟详细章程，且此番变动尤大，则礼部当局有些愤懑不平之气，也就可以想见。所以针对随场去取这一重大变动，礼部既然不能直接反对，就条举为难之处，并屡屡“不敢悬断”，建议顺天府尹和督抚妥筹具奏，以“不作为”表达不满。进言之，礼部对分场去取之法，是不以为然的。就在七月初二日礼部的详细章程刚刚准行后，十一日，安徽学政徐致祥奏请岁、科两试照乡、会试新章，分场去取。奉旨礼部议奏。旋遭礼部议驳。[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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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戊戌变法时期礼部的这一立场，尤其是其针对分场去取的可操作性提出的种种质疑，有助于理解辛丑科举新章从奏请到出台过程中，何以权倾一时的刘坤一、张之洞反复建议采用分场去取，但均被否决的历史过程和复杂原因。[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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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四月，即《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还在讨论修改之时，刘坤一、张之洞已联衔电奏，请先颁布变科举明谕，即包含分场去取之法。[40]斯时清廷未有表示。随后六月递到行在西安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一折，亦如是奏请。迨七月十六日，改科举的明发上谕虽然基本采纳了刘、张的建议，但并未接受分场去取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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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礼部正会同政务处拟定科举详细章程。张之洞希望通过再次陈奏，将分场去取之法纳入正在制定的详细章程。为此，他于八月十七日致电鹿传霖，以期获得支持：“学堂不说明给予举人、进士出身，天下不能鼓舞。科举三场不分场发榜，去取不能认真。此两层关系人心、人才，十分紧要。鄙人拟再陈奏。公卓见如何？”[41]然而，中枢对于分场去取不能接受，鹿传霖也未必以为然。九月三十日，刘坤一、张之洞再次联衔电奏，先说“改科举一事，已奉旨允行”，接着重申分场发榜的主张，并不厌其烦地解释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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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可以防考官草率偏重，三场仍如一场”，盖“惟有分场发榜，则场场认真，互相维持，有实济而无流弊”。张之洞还不忘引欧阳修、钱大昕之论以张其说。其次，由于乡试发榜，“中省约须一月，大省加多，寒士候榜日久，资斧艰难”，同时“场内誊录，场外游民，动滋事端，极费弹压”。更重要的是，“校阅者为多卷所困，房官草率，主考疲劳，于甄拔真才之道，种种有妨”。故“若分场发榜，寒士免久候，内外帘各官免昏疲，地方少事端”。再次，针对分场发榜，揭晓期限必须延长的质疑，刘、张解释说，“假如中省头场八月二十五六日发榜，二场九月初七八日发榜，三场九月十五日发榜”，比此前“仅多五日，而人数既少，事简弊清，经费转可节省，洵为一举数善”。至于头、二场发榜需要的额外手续，他们认为“或即照学政岁科考先发红号，尤为简速”。与此同时，刘、张主张废除誊录，因为“讹脱毁失，作弊改窜，大省尤甚”，“万卷笔迹”，考官无法一一辨识，“若欲舞弊，仍可藏关节于字句之中”，故防弊实不在此。其实，张之洞之所以突然主张废誊录，似与分场发榜有关。盖揭晓时限过长正是分场发榜被质疑之处，而采用誊录无疑揭晓时限会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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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张之洞大约预计到礼部持有异议，故称“各省议复，礼部核奏，为期太迟，士心游移观望，鼓励难期”。[42]意欲不经各省议复、礼部议奏，直接下旨。不过，清廷虽未交礼部核奏，却于十月初二日交政务处议奏，以致明旨迟迟不出。张之洞急切难耐，因于初六日致电鹿传霖：敦劝“学堂毕业，请作为进士、举、贡、生员出身，及分场发榜，免去誊录各节”，“早降明旨，俾资鼓舞”。[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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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五日，政务处议复称：“臣等详绎该督等原电，恐主试者有所偏重。惟分场去取，亦不免仍有偏重之弊。科举甫经改章，一时亦难遽得全才，应俟学校大兴，人材辈出后，再行斟酌办理。目前仍宜三场合校，无庸更张。至删除誊录一节，尚可试办，自应照准。”[44]当日奉旨礼部知道。[45]随后十一月初一日，政务处、礼部会奏变通科举详细章程，便规定“仍合校三场，以定去取”。[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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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处如此决策，很可能有以下几点考虑。首先，分场去取虽号称三场并重，且标榜尤重末场四书五经，但大多数人在头场中国政治史事论中就会被淘汰，根本没有机会参加第二场，即使进入第二场，不善“西学”，也没有机会进入第三场。与此相反，一旦进入第三场，即使四书五经不够好，但取中的选择已经不多，既然如额取中，则很可能不得不有所迁就。[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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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科举甫改章，按张之洞的设计，连过三场的全才恐怕寥寥无几。吴汝纶在戊戌变法时就说，按张之洞、陈宝箴“折难士子”的科举新章，“一省不过二三人，多则十人、八人”有可能合格，若仍按旧额取中，“则向所谓抄袭旧文、草率完卷者，皆在必取，则悬格虽高，仍与向来三场策问略同，尽是有名无实耳”。[48]虽然在辛丑新章中，张之洞删去了声光化电等专门艺学，考试难度有所降低，但政务处还是认为科举改章之初，实难遽得全才。于荫霖在辛丑年九月十七日也向慈禧太后当面说：“国家造士，全为中材，如刘坤一、张之洞所议普通学，合今日臣工、士子，恐无一能交卷者，合三年而论，秀才数万，举人将数千，使之尽通，乌乎能？势必如圣谕所云，抄写洋报而已。”[49]既然士子西学水准极为有限，就更不宜只凭一场定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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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更重要的是，倘若分场发榜，大多数考生首场即被淘汰。这对于熟悉三场考毕静等出榜“红录”的考生来说，无疑是非常剧烈的变动。准备数载、辛苦跋涉、远道而来的士子，首场即遭淘汰，难免觖望，抗议生事可以预卜。在刚刚经历了庚子战乱动荡的背景下，这无疑是朝廷必须着重考虑而极力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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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第二场西学发策，士子既感困难，考官亦觉挑战。如三场合校，便可藏拙，若分场取中，则第二场如何去取，成为科举改章伊始的难题。因此，三场合校，暗含稳定士心、防止骚乱的效果，且理论上确实可以避免只凭一场定去取的弊端，同时也缓解考官校阅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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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政务处权衡之后，否决了刘坤一、张之洞的意见。但是，正如第一章所述，清廷此时东南半壁就靠刘、张，其意见即使不听，也不能完全拒绝，况且像这样“渎请”。故政务处否决了分场去取，但允许“试办”废誊录，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也是给刘、张一个台阶下。然而，这样权谋之后的妥协，却成了一大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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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誊录成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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誊录即糊名易书，自北宋以来，行之数百年，实为科场防弊妙法。殿试、朝考因为不用誊录，读卷大臣直接评阅考生原卷，以致通关节、重楷法，久为时人诟病。而乡、会试因有誊录，“应试者字体之工拙，无关得失”，故相对公平。[50]因此，废誊录的结果颇具讽刺意味：张之洞一方面奏请改科举，讲实学，不较楷法之高下，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废誊录，却导致本不凭楷法取中的乡、会试，也开始看重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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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戊戌改科举时，废誊录既非康梁派的主张，也非张之洞、陈宝箴科举新章的内容。相反，康有为、梁启超及宋伯鲁还准备奏请在殿试、朝考中采用誊录，以纠正偏重楷法之弊。[51]迨至辛丑年，尽管刘坤一、张之洞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一折就包含酌改文科的条目，但亦未及废誊录。然而，张之洞在随后的电奏中却加入了这一主张，且因政务处的策略性妥协，废誊录竟成了现实，使得最后两科乡、会试皆无誊录，颇为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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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废誊录的消息一出，即遭到朝野上下的反对。张之洞的下属，刚刚调任武昌府知府的余肇康便是一个激烈的反对者。辛丑年十二月，他在致其亲家、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瞿鸿禨的私信中抱怨道：“糊名易书，唐宋以来行之已久。今日情面之天下，非此更将百弊丛生。闻近议拟裁誊录。窃谓必不可行。且此事实无害于求才，而有益于防弊，亦何必毅然去之耶？”[52]显然，余氏觉得废誊录简直莫名其妙。刑部司官吉同钧随后在日记中也严厉批评废誊录的做法：“至易书糊名，实防弊要法。今日殿试考课，尽绚（徇？）人情。惟乡、会二试，较为公道。寒士真才尚可出头者，惟赖此易书糊名之一法。然以此严防，尚有关节、暗号等弊，若并此而亦废之，从此更无公道矣。”[53]余肇康、吉同钧均从誊录制度作为长期行之有效的防弊妙法的角度着眼，谓其虽亦有弊，但非此则人情、关节、暗号等弊更将防不胜防，势将严重影响到考试公平。吉同钧并强调乡、会试之所以比殿试公道，正因为有誊录之制。此外，江西巡抚李兴锐也致电政务处，称“乡场试卷例应糊名易书，今誊录朱卷既裁，以墨卷校阅，士子履历开列卷首，虽经弥封，究有未便”，建议采取编号、盖戳等防弊办法。[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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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名士孙宝瑄则估计到，在初改八股为策论，而策论程度尚浅，难免剿袭雷同的背景下，必然导致凭楷法取中的恶果。他说：“今日改科举法，以策论取人，于是头、二场考生皆抄胥。其所对之本国政治、外国史事，千手雷同，于是不能不以书法之工拙，定甲乙去取，势使然也。是故八比废而乡、会试考字矣。”[55]孙宝瑄虽然没有直接点出废誊录，但他立论的前提之一正是乡、会试废除誊录制度。盖若誊录未裁，乡、会试是不可能“比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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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经过壬寅年秋无誊录的乡试后，批评之声再起。不仅是人情、关节问题，更严重的是，此前乡试因有誊录，故不重楷法，而今裁去誊录，考官直接校阅士子墨卷，以致凭楷法以定去取的倾向大肆蔓延，与科举改章的本意南辕北辙。壬寅顺天乡试举人冯汝琪因为字写得好，同考官在荐卷簿中特别指出。冯氏因而特意提醒乃弟冯汝玖留心楷法：“房师以字肖莲棠宗长，特于荐簿记之。可见字亦要紧也。”[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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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年十二月十七日，山西乡试副考官、御史杨士燮返京后上折，除了批评场次、题量外，认为“不用誊录，裁割卷面，尤滋弊窦”，因请“规复旧制，仍用誊录”。[57]次日，给事中熙麟也奏请乡、会试仍用誊录。[58]十九日，署礼部侍郎、政务处提调郭曾炘亦上奏论会试事宜，认为“试卷不用誊录，闱中阅卷但取适观”，日久相沿，恐重蹈殿试以楷法定高低的覆辙。但郭氏显然更了解废誊录的内幕及政务处、礼部的“处境”，故不仅措辞和缓，而且颇有为政务处、礼部复奏张本的意味：“应否规复旧制？或俟一两科后察酌办理，此时尚可不必纷更也。”[59]杨士燮、熙麟、郭曾炘的奏折，先后交政务处会同礼部一并议奏。据说，礼部“各堂意见相同，皆以为从杜弊起见，莫善于糊名易书”，大约当允所请。[60]《新民丛报》的消息也说：“壬寅举行庚子乡试，试卷不易书，于是考官辨认字迹取中，又有专重小楷者，礼部议复用誊录，以杜弊端。闻已定议。”[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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