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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会试将恢复誊录的消息一经传开,即对士子的应考产生影响。翰林出身的四川道员冯金鉴立即在家信中为其子冯汝琪支着:“果用誊录,字不必求好,专力于作,较为省力。”[62]可见,乡、会试一旦用誊录,则士子自不专意于字,而必用力于文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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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议准乡、会试废誊录,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务处否决刘坤一、张之洞分场去取主张的“补偿”。因此,若恢复誊录,既使刘(新逝)、张下不了台,更使自身难免朝令夕改之诮。故政务处复奏一则谓,上年之所以同意试办废誊录,是因为刘坤一、张之洞电称“誊录积弊,亟宜删除”,而今杨士燮、熙麟等“或称辨认字迹,偏重楷法,或称熟识字迹,转以避嫌屏弃各节,其弊亦不能不防”;再则自相矛盾地说,“惟本年各省乡试尚无此弊,明年会试拟请暂行照办”,嗣后由礼部斟酌情形,奏请应否仍用誊录。[63]如此便采用了郭曾炘的说法,同时委婉地否决了杨士燮、熙麟恢复誊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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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批评废誊录,连带反思朝廷改科举举措乖张的声音却没有停歇。《鹭江报》的议论最为痛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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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从前之尚楷法,止于殿廷考试而已。此外乡、会两试概用弥封,主司只以衡文为事。今誊录既废,为主司者自知才学浅薄,不足以较妍媸、别优劣,但取其小楷工者,列之中额。其间有耆儒宿学,读书诹古,具有本原,反不获与少年子弟争一日之长,其有以援据篇籍,典瞻渊懿者,主司一望茫然,目呆口噤,悉屏之孙山之外。此风一倡,而父兄之教,子弟之率,悉从事于其易为者,终日摹拟,以求速售。夫以楷法求人,而复责有根柢之学,是南辕而之燕赵,北辙而之吴越,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圣天子在上侧席求贤,如恐不及,而诸臣泄泄,不能奉宣德意,至于如此,岂非大可痛恨太息者乎?吾有感于近日取士之法,而不能默然已也。[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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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主司“但取小楷工者,列之中额”,未免过火,但其着重批评的取士之法的矛盾性,无疑是制度设计者无法自解的,亦即一方面求实学,拒楷法,另一方面却因废誊录而导致更偏重楷法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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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吊诡的是,废誊录的流弊反而成为趋新者倡废科举的理据。主废科举的夏曾佑就说,废八股后衡文无上下可守之标准,“誊录既废,楷法已占天然之胜势,若再以忌讳太多,文章竟无优劣,则一切弃取必纯以楷法决之,是乡试、会试均以朝考、殿试之法行之耳,是并求其如当初之乡、会试而不得也。呜呼!此岂议废八股时所能见及哉?”意谓废八股、废誊录后的科举,反不及先前之科举,因此更应废去。[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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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至民国,癸卯科进士、对历代社会制度风俗研究颇深的著名学者尚秉和,依然认为废誊录是科举改制的大败笔。他说:“自糊名誊录之法兴,于是主试虽门生故吏,无能为力。……自此以后,凡平民进取者,只致力于文学,不患不达。故历元明清,行之千年而不改。及清末春、秋两闱,竟废誊录而不用,不知此为防弊之唯一良法。幸科举废耳,设沿袭至今,其弊不可胜言矣。”[66]意谓废誊录的科举,其弊将不可胜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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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张之洞以誊录有弊,欲废去防弊的制度而依靠人的道德品格以防弊,不知情面天下,非制度更将百弊丛生。政务处之所以勉强议准废誊录,很大程度上因其否决了刘、张的分场去取主张,故以此“补偿”刘、张。行之数百年的誊录制度竟成了权谋妥协的牺牲品。此举不仅造成严重恶果,而竟难以迅速扭转。可以说,废誊录无疑是科举改制中“始谋不臧”的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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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三 戊戌以来科举改章思路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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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表明,辛丑奏定新章既是张之洞、陈宝箴戊戌方案的延续,也有重要损益。不过,从戊戌到辛丑,改科举的具体方案实有好几种,甚至已经颁行。既往研究多关注于经济特科、康梁派、张之洞与陈宝箴的改科举方案,其实,礼部拟定的几种科举详细章程,亦值得合而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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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时几种科举改章方案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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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丁酉年(1897)十一月二十三日,贵州学政严修请开经济科的奏折递达御前,光绪帝当即谕令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妥议具奏。戊戌年正月初六日,总署与礼部复奏拟分特科、常科。其常科以算学、艺学各书院、学堂的“高等生监”为对象,以策问试之,初场专门题、次场时务题、“三场仍试四书文”,与乡、会试平行,中式者称经济科举人、贡士,与文闱举人、贡士一体复试、殿试、朝考,惟另编字号,“不责以楷书、不苛其讹脱,一以学问为高下”。[67]该复奏折由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负责,系汪大燮、沈曾植起草,并经总理衙门大臣、礼部尚书许应骙修改。[68]如此则经济常科重专门、时务,但八股文(四书文)仍予保留,只不过已置于最不重要的第三场。当日奉旨允行,惟其详细章程仍责成总署与礼部会同议奏。上谕还不忘勉励各生监:“当思经济一科与制艺取士并重,争自濯磨,力图上进”。[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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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科、常科的详细章程尚未奏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已在京“精心运动”,接连发动“废八股攻势”,终于促成清廷于五月初五日做出废八股、改策论的重大政治决策。[70]不过,明发上谕只立原则,“其如何分场命题考试一切详细章程”,仍需礼部妥议具奏。仅仅七日之后,御史宋伯鲁又奏请将经济岁举(常科)归并乡、会试正科,奉旨“乡、会试既改试策论,经济岁举亦不外此,自应并为一科考试”。[71]此时当局甚重策论,结果四个月前甫定的经济常科就此湮灭,各算学、艺学书院、学堂的生监与乡、会试平行考试的新途突然关闭。礼部遂于当日片咨总理衙门:经济常科章程应归入礼部议复乡、会试改试策论折内,一并议奏。故总署随后仅议复经济特科详细章程六条。[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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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奉命议复科场详细章程,无疑备受关注。康有为、徐致靖等人尤其在意,并随时准备施加影响。五月十八日,在探知礼部“草定章程,有两场之议”后,徐致靖奏上康有为代拟的折子,据此前经济常科办法而损益之,对各项考试策论文体提出方策:(1)专门未通,而时务应晓,其中内政外交最要,故改二场时务策为首场;(2)经济常科“二场有时务策而无史学策,三场有四书文而无五经文”,均为缺憾,故请二场考试经论、史论。此事重大异常,光绪帝不便自作主张,遂将折“暂存”,并呈慈禧太后阅览。在此情况下,光绪帝愈加期待礼部复奏,故当日催令礼部于五日内将科举考试详细章程迅速具奏。[73]礼部岂敢怠慢,于二十二日奏呈详细章程十条,并请示五言八韵诗是否保留。当日奉旨:“嗣后一切考试,均着毋庸用五言八韵诗,余依议”。[74]鉴于徐致靖(康梁派)和礼部几乎同时推出的两份方案,均是在经济常科归并乡、会试正科的背景下提出的,将三者做一对比,或许饶有趣味(见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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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戊戌时期几种改科举方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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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戊戌时期几种改科举方案对比-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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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可知,(1)徐致靖方案和礼部方案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首场试策题,后者首场试论题。考虑到论题全系“中学”,策题则包含“中外”,而双方均深谙荐卷、阅卷程序决定了首场具有压倒的重要性,则其不同设置自有深意在。(2)二者的另一不同在于经论、史论的命题方式和范围,前者经分五科、史分八科,令士子自择一科,后者则五经不拘何经命题,史论以《御批通鉴辑览》为断,可操作性更强。[75](3)尽管异处不少,其相似处亦值得留意:二者的策题,均从经济常科的专门题、时务题衍化而来,也大体近似。(4)最重要的同处在于,两者均试两场,题型相似,题量亦同,与废八股前的乡、会试相较,除强调“实学”外,鲜明地体现了简化场次、减少题量的改革倾向。这与张之洞、陈宝箴的科举改章思路大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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