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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集市数量各不相同，但南方各省的集市变化幅度很小：[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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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市上进行交易的货物，大多数为当地的物产。特别是在那些人口较少、经济落后的地方，交易就仅限于少数种类。例如在浙江处州的集市上，“自米、粟、鱼、盐、布、缕而外，他无异物”。[52]可是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地区，特别是在广东南部，情况就不一样，乡村集市提供的货物远远超出了普通农民的简单需求。九江儒林乡（南海县下属的一个主要基层组织）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根据《九江儒林乡志》（1883）的记载，该乡有许多集市，“大墟”（主要集市）是其中最有名的。虽然赶“大墟”的规定日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3—6—9模式，但其规模远远大于其他多数集市。它拥有26条街道和小巷，并由7个次级集市组成，买卖丝绸、布、家蚕、家禽、鱼等等。杂货店有1，500多家，“万货丛集”。[53]以此来看，它实际上属于小城镇，而不是乡村集市。无论如何，它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例子。很可能是由于鸦片战争之后，广东沿海随着商业发展而获得非凡的繁荣，才造成这样的结果。[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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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地区最后一种自然形成的单位是“镇”。当然，各省镇的规模、大小是不同的。最小的镇几乎难以和乡村集市分别开来，就像直隶定州所辖的明月镇和东亭镇。明月镇仅仅只有两条街道，而同样属于定州的乡村集市子位村却有3条街。东亭镇上有22家杂货店，仅比五女村集（当地的一个乡村集市）多7家。较大的镇，如广东省的佛山镇和江西省的景德镇，则是相当繁荣、人口稠密的社区。美魏茶（William C.Milne）在19世纪中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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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现商业的普世力量方面，佛山镇或许是最为典型的。该镇可以称为“中国的伯明翰”。它坐落在广州市西南面12英里的地方，是一个没有城墙的大镇，据说其居民达到一百万。穿过该镇的水道和河流上挤满了穿梭来往的船只；河流两岸，人烟相当稠密，住房、店铺、货栈、工厂和商行林立。[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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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提供了另一种超大型城镇的事例。根据美魏茶的看法，景德镇这座大镇是“中华帝国四大著名国内市场之一”。[56]他还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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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作为瓷器的生产基地而知名。……到过该地的人们，认为它是一个人口相当稠密的村庄或者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镇。它沿着一条美丽的河流延伸3英里，几座漂亮的山形成一个半圆形拱卫在侧，提供了大部分制造瓷器所需的泥土。……如果传言可信的话，那么至少有500家瓷窑在不断地烧制瓷器。……该镇的人口，虽然公开的说法是将近一百万，但这个数字如果削减一半，可能更接近于事实。一句谚语可以证明这一点：“景德镇日耗万石米千头猪。”[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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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述城镇在形式上仍然属于中国乡村社会的一部分，并没有并入城市，但是这种体量和类型的镇，已经不再是标准的乡村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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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韩非子（卒于公元前233年）是中国第一位明确指出这一政治哲学的政治思想家。参见W.K.Liao （廖文魁），Complete Works of Han Fei Tzu（1939），V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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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是常规的行政区划。在一些地方，为了适应当地的特殊情形，建立了特别的行政区划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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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关清朝行政制度的基本参考书，包括《大清会典》（卷1至卷100）、《清朝文献通考》（卷77至卷99）。有用的英文参考书有W.F.Mayers，The Chinese Government：A Manual of Chinese Titles，Categorically Arranged and Explained，with an Appendix.3rd edition （1897）；H.S.Brunnert and V.V.Hagelstrom，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Hsieh Pao-ch’ao（谢宝超），The Government of China，1644-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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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康有为1895年的一封奏折，引见翦伯赞《戊戌变法资料》，2/177。〔编者按：《上清帝第四书》，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八日。见中国史学会主编，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1957），第二卷，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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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朝文献通考》，1/5619-5620；《清朝续文献通考》，1/7761。〔编者按：州县官下辖人口数量，是根据清代人口总数除以州县官人数得到的，二者数据来源不同。清代人口总数，1749年的见《清通考》，19/5029；1819年的见《清续通考》，25/7761。州县数据见《清通考》，85/5620-5621。又本书作者所使用的“通考”采用的是商务印书馆“十通”本，“十通”按“典”“志”“考”分别编码，《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以及《清朝续文献通考》页码连续，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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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清朝文献通考》，1/5629〔编者按：应为85/5620-5621〕，叙述了知县的职责，以及18个行省的知县分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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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清朝文献通考》，卷12—13，概括了周朝到宋朝期间县以下行政体系的发展情况。柳诒徵《中国文化史》，2/256-266，描述了明朝时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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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帝制中国的“城”，是一个变动的现象，尽管它的主要特征是易于清楚辨识的。Edward T.Williams， China，Yesterday and Today （1923），p.137：“在中国，最广泛使用，相当于‘城市’（city）一词的，是‘城’。严格说来，‘城’这个字是指‘城墙’和‘土墙’。一般说来，它仅仅指称那些为坚固的砖墙和护城河防御的城镇。……知县或知县以上级别的官员，其官署所在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称为‘城’。中国还有一些市镇和农村，比起一些城来说要更大，商贸地位更重要，但是，赋予一个地方“城”的地位的，在于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Fei Hsiao-tung（费孝通），China’s Gentry（1953），p.95，从不同的观点强调了城镇的同一特征。他说：“修建城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不可能由私人出资就可完成；它必然是由居住在一较大区域之内的全体居民共同承担的公共事业。修建这种较大城墙，政治权力和政治目的都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城’成了政治体制中统治阶级行使政治权力的工具。”上述两种因素都很重要，但是在城镇的出现问题上，两者都不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些例外的情况下，城根本没有城墙（实质的，或其他的）。还有一些城拥有经济重要性而与它们的“政治的重要性”无关。举例言之，湖南省的湘乡县和桃源县、贵州省的镇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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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县就没有城墙，但它们都是县衙所在地，因此也是“城”。参见《湘乡县志》（1874），1/8a；华学澜《辛亥日记》（1901），第84页和第100—101页。一些城市不但具有经济地位，还具有政治地位，不过因为没有州县衙门故不能称为城。但是，有时当一个地方的经济条件不再适合作为衙门所在地之时，该地在法律上就会被取消“城”的地位，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135/8952-8953。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华帝国拥有两种主要类型的城：一种是主要或唯一具有政治地位或行政管理地位的城，另一种是除了是地方官署所在地之外，还具有经济地位的城。大多数省城和府城、部分州城和县城，属于第一种类型。1868年，一位英国领事对此类型的城作了有用的叙述：“这座城〔译按：保定〕看来没有任何天然屏障，但是，坚固、高大、厚厚的城墙足够防御中国式的大炮。一座最近修筑的小土墙围绕着城郊……保定并没有什么商业地位……但是作为直隶的省城，保定是总督、布政使和按察使的官署所在地，它的重要性就在于此。”参见E.C.Oxenham，“Report on a Journey from Peking to Hankow，1868，”引自Alexander Williamson，Journeys in North China， Manchuria and Eastern Mongolia；with Some Accounts of Corea （1870），II，p.395-396。关于第二种类型的城，其事例比比皆是。举例言之，一名西方旅行者这样描述直隶省获鹿县的特点：“很明显，获鹿这座繁荣的城镇，是因冶铁而兴旺起来的。从其外表上来看，它令人回想起约克郡的某些城镇。它的城墙参差不齐，呈圆环形，周围仅约1英里……该城只是商业中心，既不产铁，也不锻铁。……获鹿县还是制作砂锅的重要中心之一。人们容易根据旅馆（而且在这些旅馆中，有许多旅馆应属于高级的）的多少来误判一个地方的大小，起因是这个城的位置，是西行交通要道上必要的休息站。穿越群山所需的物资必须在这里准备好，那些刚刚经历了许多磨难的人们，也要在这里稍作停留，修理受损的马车，并让骡马得到休息。”Ibid.，I，p.279，引自1865年的一篇报告。河南省彰德府更是一座大型商业城镇。E.C.Oxenham在1868年的旅行报告中这样写道：“彰德府坐落在一条不大不小的河边。……一进该城，笔者就意识到来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直隶省的府城。建筑一流的漂亮庙宇，雕刻精致的石制牌楼，说明了居民们的虔诚和富有。同时，忙碌而众多的人口，接连不断的商店，中国奇特装饰物衬托出欢乐的气氛，就是这种财富的源泉。在主街之外，不是没有房舍和空地……这里看到的是，一间接一间、修建得非常好的民舍一直延伸到城墙脚下。”Ibid.，II，pp.402-430。中华帝国的城市，“城市化”的程度各不相同。尽管有城墙环绕以显尊荣，相当多的州城和县城仍保留着乡土气息。举例来说，19世纪60年代的直隶省定州，其情况如下：“城墙里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围在城墙里的大多数土地仍然属于耕地，只是在城的中心才是繁荣地带。”江苏省的高邮州在1869年是一座“遍布耕地的广阔城市”，Ibid.，I，p.268；II，p.286。即使是南京，在1842年也远远不是严格的“都市”，一名英国官员这样说道：“南京城的外表……真有点令人失望。被土墙围起来的空间，整整有4/5看上去就是一大片耕地，而不是我们所期望看到的人口稠密的建筑群。”参见John Ouchterlony，The Chinese War：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 （1844），p.476。一些中国作者也描述了类似南京的其他城市情况，参见于荫霖，《于中丞遗书》，1/27a和2/23a；华学澜《辛亥日记》，第49页。虽然中华帝国的乡村一般是由村庄、三家村和集市组成的，但是一些地方还没有出现人口集中化的情况。Richthofen在1872年这样评价了四川省城镇的情况：“在中国，农村和城镇之间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区别，没有其他省能够同四川省相比……在四川，乡村到处点缀着的是农庄或小于农庄的小村。农民同其大家庭就居住在农田的中间。那些从事手工业或商业的人生活在市镇或城镇里，但是，中国式的城镇般的村庄很少出现。”参见Letters （1903），p.165。Edward H.Parker，China：Her History，Diplomacy and Commerce，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1901），p.181，列出了一份常用的各种地方区域和层级的名称清单。该书虽然不尽理想，但可以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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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地方志通常载明各州县的村庄数量。例见《博白县志》（1832），5/16-25；《丰镇县志书》（1881年修，1916年刊），1/13-20；《鹿邑县志》（1896），3/4b；《香山县志》（1911年修，1923年刊印），2/1a-b。〔编者按：本书引用了两种版本的《香山县志》，一部是1873年修，1879年刊《香山县志》；另一部是1911年修，1923年刊《香山县志续编》。此处应为1879年版《香山县志》。后文也有二者混淆的情况，编者分别冠以《香山县志》与《香山县志续编》，以相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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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Daniel H.Kulp，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1925），I，p.x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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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蔚州志》（1877），卷首，18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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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乡”作为乡村地区的基层行政单位大概在周朝时就已经产生了。《左传·襄公九年》就叙述了有关“乡正”的问题，表明宋国当时已有这样的单位。在秦朝和汉朝，乡自然成为地方基层行政组织中的一级，由10个“亭”组成。随后的各王朝统治者，都保留了乡组织，但是作了修改。举例言之，在晋朝（公元265—419），每100户组成1乡；在唐朝（公元618—906），每100户组成1里，每5里组成1乡。宋朝沿用唐朝的制度。一些地方志修纂者说，虽然在明朝1381年确立乡制时乡组织不再是政府的乡村行政机构，但是在许多地方，它还是作为基层行政机构，一直延续到清朝。此后，“乡”就演变为“乡下”意义上的“乡”，区别于“镇”“城区”，为人们广泛使用，参见《明史》，77/2。但是在清朝时期，官方并没有完全把“乡”视为“乡下”，在一定范围内还是作为基层组织。在一些地区，其实际环境表明不能再设置县级行政组织时，即取消县一级，降级改为乡。举例来说，山西省的乐平县在1769年改为乐平乡，马邑县改为马邑乡；1807年，直隶的新安县改为新安乡。在这些事例中，县级机构及其他职能就都被取消了，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1936），135/8952-8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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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rthur H.Smith，Village Life in China：a Study in Sociology （1899），序言。在一些小地方，或许也有不同，例见杨开道等《清河：一个社会学的分析》，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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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Arthur Smith，Village Life，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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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George W.Browne，China：the Country and Its People （1901），p.195.并参见Robert K.Douglas，Society in China （1894），p.109，他错误地认为乡村村落就是井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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