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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张寿镛《皇朝掌故汇编·内编》，53/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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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这份奏折收录在《皇清奏议》（51/1a）中。〔编者按：陈宏谋《筹议编查保甲书》，乾隆二十三年。〕当时，他担任江苏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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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丁日昌《抚吴公牍》，43/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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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张寿镛在《皇朝掌故汇编·内编》（53/4b）中引用的1799年发布的一道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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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张寿镛《皇朝掌故汇编·内编》，53/4b。清政府本身也并不要求数字和信息绝对正确。1791年所续纂的《户部则例》3/1a-b中，就记录了清政府当时正在推行的措施：“凡州县造报每岁民数，令各按现行保甲门牌底册核计汇总，无庸挨户细查花名。”关于上报到清廷的错误百出的登记册，其事例可以参见《清朝文献通考》，19/5033。该书举了两个事例，其一，湖北省应城县知县总是上报说，应城县每年的人口增长确切数字为8人；其二，湖北省枣阳县知县则上报说，枣阳每年人口增长的确切数字为6人。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这种虚假的准确性，其事例可以参见戴肇辰的《学仕录》，9/2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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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张寿镛《皇朝掌故汇编·内编》，53/4b；《清朝文献通考》〔编者按：应为《清续文献通考》〕25/7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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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丁日昌《抚吴公牍》，43/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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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74/21a。〔编者按：彭鹏《保甲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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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陶元淳的文章，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74/10a。〔编者按：陶元淳《条陈四政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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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80/5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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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黄六鸿《福惠全书》，22/1a〔译者按：在23/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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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1680年代早期担任三河县知县的彭鹏（1637—1704）的评论，引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74/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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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张惠言（1761—1802）《论保甲事例书》，引自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74/15b。戴肇辰的《学仕录》（13/25a）也收录了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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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大清会典事例》，158/2b。一些西方观察家也作出结论说，保甲组织并没能够上报犯罪，如G.W.Cooke，China （1858），pp.435-436.Legge，“Imperial Confucianism，” China Review，VI（1877-1878），p.369，从三个角度来论述保甲组织没有上报犯罪及犯罪分子的原因：“首先，真正关心人民大众的地方官员相当少，父母官们关心的仅仅是他们的名望。他们害怕把有关其管辖地区发生的偷盗事件上报到高一级官府中去，除非这种上报所引起的调查在他们自己引导之下。……地方官深知这一点，因而总是报告说他们所辖保甲区内并无偷盗事件发生。……再次，全国各地到处都有许多不知廉耻的乡绅和文人，他们在文学创作上再也不能有什么进步；全国各地还有许多所谓的讼师。这种乡绅、文人和讼师，全部都或多或少地同衙门联系在一起。强盗、小偷给他们带来的好处相当大，他们有目的地把强盗、小偷隐藏起来，分享赃物。穷苦人……则不敢出头上报。其三，在许多情况下，乡人本身懒惰。他们虽然知道在自己所在的十户区内就有强盗、小偷，但是并不告发。他们愚蠢地认为：‘只要强盗、小偷不伤害我们，我们为什么第一个出头呢？’问题还不只是这些。有的乡人，不但不去告发，反而同贼人联系在一起，他们或许会廉价买下赃物，共同分享赃物。”看来，Legge的论述是非常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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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张琦写给朋友的一封信，引见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80/26a。〔编者按：张琦《答陆劭文论保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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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1814年（嘉庆十九年）的一道上谕，引用了汪志伊的评论，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25/7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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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清朝续文献通考》25/7757，1799年（嘉庆四年）发布的一道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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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大清会典事例》，158/2b-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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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Jamieson，“Translations from the Lü-li，” China Review，VIII （1880），p.261：“十户制下的成员，不过是对相互之间的行为永远担保。……亦就是说，10人之中，要互相对对方的行为负责，整个王国都是这样。如果10个人中有谁犯罪，那么其余9人就应该把他告上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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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参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46页，引司马光1086年的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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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嘉庆帝1799年发布的上谕，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25/7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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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丁日昌《抚吴公牍》，34/2b-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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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Alexander Williamson，Journeys in North China （1870），I，p.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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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黄六鸿《福惠全书》，21/1b和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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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吴文镕的评论，见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80/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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