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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宗教的效果与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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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祭祀作为一种思想控制方法，效果是不容易评价的。毫无疑问，这种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人民大众（其中既包括普通百姓，又包括绅士阶层）接受了一些由清政府主办的祭祀。绅士和士子经常共同努力，帮助清政府修建或恢复祭祀孔子及其追随者的庙宇，举行祭祀“文章”（即文曲星）的活动，赞誉道德卓著之人，其中包括“名宦乡贤”“义行”和“节孝妇”等。[201]普通百姓则对清政府发起或同意的其他种类的祭祀感兴趣。西方一位学者对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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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和其他地区，中国人修建了许多庙宇，用来祭祀山岳、溪流、岩石、石头等等。土地神特别受到尊敬。……在全国各省、各府和各州县的主要城市里，人们经常到某种国家级庙宇里去祭神，特别是祭城隍和东岳（亦就是山东的泰山），它们被视为地狱里的统治者。[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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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人非常尊敬那些他们相信能左右自己日常生活和生存的神灵。大多数农人相信，降雨一定是被某个神灵完全控制的。[203]在干旱季节里，他们求雨的迷信心理有时会使地方官感到非常烦恼。[204]所有人都害怕城隍神。[205]在北方省份，丧失父母的孝子要向城隍“汇报”父母的去世。[206]居住地离州县城较远的乡人，则会向土地祠[207]或龙王庙[208]汇报。的确可以这样说，许多乡人或市民更害怕的是无形的神灵势力，而不是有形的衙门权威。打官司的人，会毫不犹豫地在公堂上发假誓；但是，如果叫他们在神灵面前发誓，来保证他们没有说谎，他们就会非常害怕。[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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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的多神论就这样影响着人民大众的生活。[210]他们在心理上对神灵非常尊敬和害怕，使他们更容易从思想上被控制。[211]只要清政府提倡的祭祀与乡人的宗教需求一致，它们就能强化清廷对臣民的思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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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民大众的需要并不总是与清廷的目的相吻合。尽管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宗教动机都是“唯物主义的自利”，[212]但是两者之间自我本位利益的追求，是背道而驰的，这就使得他们之间的宗教动机不可能融合在一起。清政府期望祭祀活动能够使人民大众“从善”、服从统治、不要闹事；而普通百姓则相信，祭祀神灵、在祭坛前跪拜，是一种给他自己或家庭带来好处、好运、安全保护或治疗身体疾病的好方法。当他认为官府设置的祭祀并不能满足其祷告或要求时，就会毫不犹豫地远离清廷要求的祭祀，而去祭他自己选择的神灵，[213]根本不管清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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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流逝，许多与官方祭祀明显不同的民间祭祀，出现在帝国各地。[214]虽然它们并不必然与官方祭祀体系直接叫阵，但至少转移了人们对官方祭祀的热情。民间祭祀对人民大众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可以从这个事实看出：当需要为这些民间祭祀的神灵修建祠庙或提供祭品时，原本非常吝啬的人也变得非常慷慨。正如一位地方志修纂者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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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修举祠庙，则大者动费千金，小亦数百……众擎易举。……及学宫忠孝节义诸祀与夫有关扶植处，则又概置不问。[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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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祭祀同民间祭祀的竞争，并不总是成功。此外，一些地方官员的非法手段和腐败行为，败坏了政府所提倡的祭祀的名声，从而使得这些祭祀进一步脱离人民大众。早在17世纪，负责各种庙宇和祭坛的祀庙管理者和衙门吏员，就经常贪污清政府专拨的资金，使祭祀仪式变成十足的闹剧，“每多草率不堪，殊为亵慢”。[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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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荣耀帝国“贤”人而设计的祭典，同样遭到地方官员及其走卒的玷污。根据1644年清廷颁布的一项措施规定，全国各州县都要修建“名宦乡贤”圣祠。地方教育官员根据死者的功德和“地方一致舆论”（这种舆论对衡量获选条件具有决定性作用），提名候选人。经清廷批准之后，他们的名字就被雕刻或书写在牌位上，放入圣祠，接受有关地区市民或乡人的礼敬。[217]然而早在1652年，非法行为已经引起了清廷的注意。不贤者被“滥举”，使这个制度几乎变成了笑柄。[218]尽管清政府威胁说要加以惩罚，但是，无善行者之后裔仍然采取行贿或压力手段，设法将其祖宗之名列入圣祠。康熙帝在1668年（即在名宦乡贤制确立14年后）指出，仅在一地，由于地方学官随意处理这种荣誉，致使在3年之内，不少于658名“乡贤”得入圣祠，他们的子孙一千多人获得顶戴。[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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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的暴怒明显未能阻止乡贤推举的冒滥行为。1724年和1728年，雍正帝两次发现很有必要详细审查推荐名单。他怀疑在朝廷供职的官员，看到来自其同省的举荐时会偏袒放水，因而要求地方官帮助负责调查。乾隆帝发现名宦乡贤制的运行的确不佳，因而设法制定出更严厉的措施。他在1748年指出，“名宦乡贤”近来一般都是“仕宦通显者当之”。1755年，他列出了官员偏袒的具体事例：得到这种令人垂涎荣誉的，是某部尚书和某御史之父；而应该得到荣誉的某低级官员之父却被否决。因此乾隆帝下令，凡是现任九卿（三品）或相当官职者，只要还活在世上，其祖父母和父母之名就不能入祠。[220]但是，这一规定也未能改变局面；19世纪早期在礼部任职的一位著名官员就抱怨说，所有上报的名单问都没有问就全部照准。[221]大约在同时，嘉庆帝重申了认真选择“名宦乡贤”的重要性，并指出“各省题请入祀乡贤，多有徇情市恩”。清廷所作的最后一项改善局面的努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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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起草的一项新规定：过世不到30年的人，不能考虑列入圣祠。[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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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宦乡贤制混乱的根源在于：拥有钱财和影响的绅衿士子视“名宦乡贤”圣祠为荣耀先人、强化自己社会威望的理想场所。17世纪一位作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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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家处素封，或身通仕籍，便务虚名，欲跻其先于乡贤之列。学校里耆，利其厚赂；文宗守令，徇以面情。[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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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非法行为过于明目张胆，或者在一些绅衿士子的愿望未得到满足之时，就会爆发针对名不副实之候选人（这种候选人的条件事实上比不过已经列入圣祠之人）的强烈抗议。[224]一地方志记载说，有名富商在当地绅士的帮助下，成功地将其父亲的牌位安放到乡贤祠里。许多生员、举人和进士请求官府给予撤销。有名御史将该案例上奏，最后引起了皇帝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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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赏孝子和节妇的制度，同样受到类似非法行为的影响：得到此种荣誉者，大多数出自于有钱有势之家；或其子孙属于这样的人户。[225]清朝当局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比如，乾隆帝就在1749年发布的一道上谕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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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远闭塞之乡村，其应入祀之人，每以无人提携，又无钱财，无由申报。其人最易为人所遗，尤需关注。……然民间入祀之人大率如此，乃邻人、族中之有意者，力荐之衙役，而应祀之人以无钱势，反置之不顾。似此等犯奸之人，当以王法处置。[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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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绅士对纪念有德之人和贞节之妇的祠庙施加影响，在清廷看来不一定是有益的。清朝统治者建立这些祠庙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其臣民反复灌输一种人生哲学，使他们安分、恭敬；更重要的是使他们不受煽动性思想的引诱。不过在实际中，这些祭祀仪式并没有引起农民大众的兴趣，因为他们本能地更为关注自己的生计，而不是死去的祖宗的荣耀。绅士倒是关心这些祭祀，不过他们的动机与清廷的目的十分不同；他们更渴望的是扩大自己或家庭的社会影响，而不是加强设立这种祠庙所鼓吹的道德观念。他们在采取不荣耀的手段为自己祖先争取“荣耀”时并没有什么顾忌。某人的父母或祖父母入祀这种祠庙，更多的反映了他的财富和社会影响，而不是人们对死者的爱戴，或相信官方祭祀的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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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广东省发生的一个事例，说明了地方祭祀滥用到什么程度。恩平县孔庙需要大修，1867年决定必须立刻进行。知县和当地绅士发现，要筹集一笔足够的修理资金非常困难，于是提议修建一所书院附设祠堂，准许神主入祠。捐资修建孔庙和这所书院的人，可以将其祖宗的牌位安放到这所要修建的圣祠里；依捐资多少决定从祀的位置；至于得到此种荣耀的死者的品德和社会地位，根本不管。由于这一捐资计划相当成功，因而在1885年又用于另一修建计划。[227]它很容易就吸引了绅士、士子和富户，因为它明显是买官制的精巧运用：不是为活者换取官衔或头衔，而是为死者买得入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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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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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面临的最大困难，以及宗教控制的企图受挫，在于帝国许多地方不断出现的“邪教”。要在中国人那无数个多神教祭祀中划分正教和邪教，是很不容易的。不过，清朝统治者在政治统治的基础上，对两者之间作了清楚的划分。无论任何形式的祭祀或宗教流派，只要不对清朝统治产生威胁，即使并不包括在清政府规定的祭祀之中，或者并不与正统儒学思想严格保持一致，清政府也是容许的。但是，如果任何人的宗教活动目的在于威胁清朝的统治，或者被发现有煽动性企图，就会被定为“邪教”或“淫祀”，立刻遭到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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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对地方上的宗教节庆（通常称为“迎神赛会”）、跨省朝圣（通常指“越境烧香”）、未经批准的流派向信徒传教（即“传教授徒”）等一系列宗教活动特别警惕。[228]清廷虽然听任这些活动发展，但是，一旦它发现这些活动提供骗人的机会、有引起混乱的可能，更主要的是助长反叛运动之时，就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取缔。由此产生的严厉惩罚措施，看起来是宗教整肃或迫害，但在根本上，清朝统治者更关心的是如何维持自己的政治统治，而不是保持宗教信仰，也不是保护其臣民的心灵。[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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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采取了其他重要措施，禁止颠覆性宗教活动。针对越境烧香的最早禁令，是1739年发布的。是年，乾隆帝在一道上谕中描述了北方几个省份越境烧香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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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程途则有千余里以及二三千里之遥，其时日则有一月以及二三月之久。……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等处风俗大率如此，而河南为尤甚。自正月至三月，每日千百为群，先至省会城隍庙申疏焚香，名曰挂号。然后分途四出。……男女杂遝，奸良莫辨，斗殴拐窃，暗滋事端。此等劣习，在目前则耗费钱财，而将来即恐流于邪教。[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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