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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5430 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703091629]
1703095431 控制宗教的效果与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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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5433 官方祭祀作为一种思想控制方法,效果是不容易评价的。毫无疑问,这种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人民大众(其中既包括普通百姓,又包括绅士阶层)接受了一些由清政府主办的祭祀。绅士和士子经常共同努力,帮助清政府修建或恢复祭祀孔子及其追随者的庙宇,举行祭祀“文章”(即文曲星)的活动,赞誉道德卓著之人,其中包括“名宦乡贤”“义行”和“节孝妇”等。[201]普通百姓则对清政府发起或同意的其他种类的祭祀感兴趣。西方一位学者对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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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5435 在乡村和其他地区,中国人修建了许多庙宇,用来祭祀山岳、溪流、岩石、石头等等。土地神特别受到尊敬。……在全国各省、各府和各州县的主要城市里,人们经常到某种国家级庙宇里去祭神,特别是祭城隍和东岳(亦就是山东的泰山),它们被视为地狱里的统治者。[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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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5437 乡人非常尊敬那些他们相信能左右自己日常生活和生存的神灵。大多数农人相信,降雨一定是被某个神灵完全控制的。[203]在干旱季节里,他们求雨的迷信心理有时会使地方官感到非常烦恼。[204]所有人都害怕城隍神。[205]在北方省份,丧失父母的孝子要向城隍“汇报”父母的去世。[206]居住地离州县城较远的乡人,则会向土地祠[207]或龙王庙[208]汇报。的确可以这样说,许多乡人或市民更害怕的是无形的神灵势力,而不是有形的衙门权威。打官司的人,会毫不犹豫地在公堂上发假誓;但是,如果叫他们在神灵面前发誓,来保证他们没有说谎,他们就会非常害怕。[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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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5439 粗糙的多神论就这样影响着人民大众的生活。[210]他们在心理上对神灵非常尊敬和害怕,使他们更容易从思想上被控制。[211]只要清政府提倡的祭祀与乡人的宗教需求一致,它们就能强化清廷对臣民的思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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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5441 然而,人民大众的需要并不总是与清廷的目的相吻合。尽管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宗教动机都是“唯物主义的自利”,[212]但是两者之间自我本位利益的追求,是背道而驰的,这就使得他们之间的宗教动机不可能融合在一起。清政府期望祭祀活动能够使人民大众“从善”、服从统治、不要闹事;而普通百姓则相信,祭祀神灵、在祭坛前跪拜,是一种给他自己或家庭带来好处、好运、安全保护或治疗身体疾病的好方法。当他认为官府设置的祭祀并不能满足其祷告或要求时,就会毫不犹豫地远离清廷要求的祭祀,而去祭他自己选择的神灵,[213]根本不管清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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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5443 随着时间流逝,许多与官方祭祀明显不同的民间祭祀,出现在帝国各地。[214]虽然它们并不必然与官方祭祀体系直接叫阵,但至少转移了人们对官方祭祀的热情。民间祭祀对人民大众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可以从这个事实看出:当需要为这些民间祭祀的神灵修建祠庙或提供祭品时,原本非常吝啬的人也变得非常慷慨。正如一位地方志修纂者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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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5445 若修举祠庙,则大者动费千金,小亦数百……众擎易举。……及学宫忠孝节义诸祀与夫有关扶植处,则又概置不问。[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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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5447 官方祭祀同民间祭祀的竞争,并不总是成功。此外,一些地方官员的非法手段和腐败行为,败坏了政府所提倡的祭祀的名声,从而使得这些祭祀进一步脱离人民大众。早在17世纪,负责各种庙宇和祭坛的祀庙管理者和衙门吏员,就经常贪污清政府专拨的资金,使祭祀仪式变成十足的闹剧,“每多草率不堪,殊为亵慢”。[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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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5449 为荣耀帝国“贤”人而设计的祭典,同样遭到地方官员及其走卒的玷污。根据1644年清廷颁布的一项措施规定,全国各州县都要修建“名宦乡贤”圣祠。地方教育官员根据死者的功德和“地方一致舆论”(这种舆论对衡量获选条件具有决定性作用),提名候选人。经清廷批准之后,他们的名字就被雕刻或书写在牌位上,放入圣祠,接受有关地区市民或乡人的礼敬。[217]然而早在1652年,非法行为已经引起了清廷的注意。不贤者被“滥举”,使这个制度几乎变成了笑柄。[218]尽管清政府威胁说要加以惩罚,但是,无善行者之后裔仍然采取行贿或压力手段,设法将其祖宗之名列入圣祠。康熙帝在1668年(即在名宦乡贤制确立14年后)指出,仅在一地,由于地方学官随意处理这种荣誉,致使在3年之内,不少于658名“乡贤”得入圣祠,他们的子孙一千多人获得顶戴。[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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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5451 康熙帝的暴怒明显未能阻止乡贤推举的冒滥行为。1724年和1728年,雍正帝两次发现很有必要详细审查推荐名单。他怀疑在朝廷供职的官员,看到来自其同省的举荐时会偏袒放水,因而要求地方官帮助负责调查。乾隆帝发现名宦乡贤制的运行的确不佳,因而设法制定出更严厉的措施。他在1748年指出,“名宦乡贤”近来一般都是“仕宦通显者当之”。1755年,他列出了官员偏袒的具体事例:得到这种令人垂涎荣誉的,是某部尚书和某御史之父;而应该得到荣誉的某低级官员之父却被否决。因此乾隆帝下令,凡是现任九卿(三品)或相当官职者,只要还活在世上,其祖父母和父母之名就不能入祠。[220]但是,这一规定也未能改变局面;19世纪早期在礼部任职的一位著名官员就抱怨说,所有上报的名单问都没有问就全部照准。[221]大约在同时,嘉庆帝重申了认真选择“名宦乡贤”的重要性,并指出“各省题请入祀乡贤,多有徇情市恩”。清廷所作的最后一项改善局面的努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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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5453 1879年起草的一项新规定:过世不到30年的人,不能考虑列入圣祠。[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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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5455 名宦乡贤制混乱的根源在于:拥有钱财和影响的绅衿士子视“名宦乡贤”圣祠为荣耀先人、强化自己社会威望的理想场所。17世纪一位作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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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5457 近来家处素封,或身通仕籍,便务虚名,欲跻其先于乡贤之列。学校里耆,利其厚赂;文宗守令,徇以面情。[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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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5459 不过,当非法行为过于明目张胆,或者在一些绅衿士子的愿望未得到满足之时,就会爆发针对名不副实之候选人(这种候选人的条件事实上比不过已经列入圣祠之人)的强烈抗议。[224]一地方志记载说,有名富商在当地绅士的帮助下,成功地将其父亲的牌位安放到乡贤祠里。许多生员、举人和进士请求官府给予撤销。有名御史将该案例上奏,最后引起了皇帝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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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5461 奖赏孝子和节妇的制度,同样受到类似非法行为的影响:得到此种荣誉者,大多数出自于有钱有势之家;或其子孙属于这样的人户。[225]清朝当局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比如,乾隆帝就在1749年发布的一道上谕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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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5463 偏远闭塞之乡村,其应入祀之人,每以无人提携,又无钱财,无由申报。其人最易为人所遗,尤需关注。……然民间入祀之人大率如此,乃邻人、族中之有意者,力荐之衙役,而应祀之人以无钱势,反置之不顾。似此等犯奸之人,当以王法处置。[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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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5465 地方绅士对纪念有德之人和贞节之妇的祠庙施加影响,在清廷看来不一定是有益的。清朝统治者建立这些祠庙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其臣民反复灌输一种人生哲学,使他们安分、恭敬;更重要的是使他们不受煽动性思想的引诱。不过在实际中,这些祭祀仪式并没有引起农民大众的兴趣,因为他们本能地更为关注自己的生计,而不是死去的祖宗的荣耀。绅士倒是关心这些祭祀,不过他们的动机与清廷的目的十分不同;他们更渴望的是扩大自己或家庭的社会影响,而不是加强设立这种祠庙所鼓吹的道德观念。他们在采取不荣耀的手段为自己祖先争取“荣耀”时并没有什么顾忌。某人的父母或祖父母入祀这种祠庙,更多的反映了他的财富和社会影响,而不是人们对死者的爱戴,或相信官方祭祀的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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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5467 19世纪中叶广东省发生的一个事例,说明了地方祭祀滥用到什么程度。恩平县孔庙需要大修,1867年决定必须立刻进行。知县和当地绅士发现,要筹集一笔足够的修理资金非常困难,于是提议修建一所书院附设祠堂,准许神主入祠。捐资修建孔庙和这所书院的人,可以将其祖宗的牌位安放到这所要修建的圣祠里;依捐资多少决定从祀的位置;至于得到此种荣耀的死者的品德和社会地位,根本不管。由于这一捐资计划相当成功,因而在1885年又用于另一修建计划。[227]它很容易就吸引了绅士、士子和富户,因为它明显是买官制的精巧运用:不是为活者换取官衔或头衔,而是为死者买得入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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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5469 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703091630]
1703095470 “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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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5472 清政府面临的最大困难,以及宗教控制的企图受挫,在于帝国许多地方不断出现的“邪教”。要在中国人那无数个多神教祭祀中划分正教和邪教,是很不容易的。不过,清朝统治者在政治统治的基础上,对两者之间作了清楚的划分。无论任何形式的祭祀或宗教流派,只要不对清朝统治产生威胁,即使并不包括在清政府规定的祭祀之中,或者并不与正统儒学思想严格保持一致,清政府也是容许的。但是,如果任何人的宗教活动目的在于威胁清朝的统治,或者被发现有煽动性企图,就会被定为“邪教”或“淫祀”,立刻遭到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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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5474 清廷对地方上的宗教节庆(通常称为“迎神赛会”)、跨省朝圣(通常指“越境烧香”)、未经批准的流派向信徒传教(即“传教授徒”)等一系列宗教活动特别警惕。[228]清廷虽然听任这些活动发展,但是,一旦它发现这些活动提供骗人的机会、有引起混乱的可能,更主要的是助长反叛运动之时,就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取缔。由此产生的严厉惩罚措施,看起来是宗教整肃或迫害,但在根本上,清朝统治者更关心的是如何维持自己的政治统治,而不是保持宗教信仰,也不是保护其臣民的心灵。[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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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5476 清政府采取了其他重要措施,禁止颠覆性宗教活动。针对越境烧香的最早禁令,是1739年发布的。是年,乾隆帝在一道上谕中描述了北方几个省份越境烧香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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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5478 其程途则有千余里以及二三千里之遥,其时日则有一月以及二三月之久。……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等处风俗大率如此,而河南为尤甚。自正月至三月,每日千百为群,先至省会城隍庙申疏焚香,名曰挂号。然后分途四出。……男女杂遝,奸良莫辨,斗殴拐窃,暗滋事端。此等劣习,在目前则耗费钱财,而将来即恐流于邪教。[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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