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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Chinese Repository，XIX （1850），p.568。这一宣言，是反抗领导人在位于清远和英德之间某地打了一次胜仗后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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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汪士铎（1802—1889）《汪悔翁乙丙日记》（1936），2/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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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广州府志》（1878），5/10a-b，同治帝引述了监察御史张胜藻的上奏。乡约宣讲制度偶尔也成为地方官员敲诈勒索的借口，举例来说，《牧令书辑要》就在9/2a-b中引述了广东新会县知县王植（1721年进士）的话：“余在新会日……俗最悍。……有生员黄作徵等谋占族人墟地，假建上谕亭为名。余不许。……适藩司萨公升任将去，作徵等隐前情，但以建亭已竣，请行县落成，乘批准，即鸠众强建。”然而，王植还是取得上司的同意终止了这种不法行为。引见《牧令书辑要》，9/2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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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这一内容收集在《随庵徐氏丛书续编》《说郛》和《青照堂丛书》中。参见《宋史》，卷340《吕大防传》；《宋元学案》，卷31；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第3—5章。《吕氏乡约》在序言中提出了一个建议：“苟以为可，愿书其诺。”“约”一词，在这里明显是指“同意”（亦就是“要约”一词所包含的意思），而不是“压制”（亦即“约束”的意思）。这项文献，签名的是吕大忠。但根据宋朝著名哲学家朱熹的看法，它实际上是吕大忠的弟弟吕大钧（1031—1082）写出来的。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38—45页中说，朝鲜的讲约制度，就是模仿《吕氏乡约》而制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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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3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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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方孝孺（1357—1402）《逊志斋集》，卷一，《宗仪》（九篇）的第四篇和第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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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王守仁（1472—1528）《王文成公全书》，卷17《别录九》，《南赣乡约》，第519—523页。主张乡约的其他明朝作者，包括17世纪的刘宗周，他草拟了《刘氏总约》（《刘子全书》，卷17）和《乡书》（《刘子全书》，卷24）；陆世仪（1611—1672，刘宗周同时代人），1640年草拟了《治乡三约》（《知学录》）；吕新武草拟了《乡甲约》。引自王怡柯《农村自卫研究》，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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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在某种意义上说，王守仁草拟的制度是洪武时代“里”组织的复活。明太祖命令户部把每百家组成一里，作为经济和社会的互助单位。参见《明史》，卷3。王守仁采取由约内共同决定的方法，把里的功能扩大到解决争端、判断是非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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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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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佛山忠义乡志》，3/18b；《同官县志》，69/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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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沈曰霖《粤西琐记》，2/18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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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74/29。于成龙当时是直隶省通州知县，后来在1686年升到了该省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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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关于此类的事例，见于下列地方志中：《定州志》（1850），6/1a-b和6/6b 7/48b；《永州府志》（1867），卷四上，50b；《广州府志》，109/5b；《沔阳州志》（1894），卷三《建置》，1a-9a；《仁怀厅志》（1895），4/39a。除了这些地方志外，还有许多地方志也记录了乡约体系变成治安工具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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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引自《江西通志》（1880），卷首之三，2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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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萧一山《清代史》，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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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佛山忠义乡志》，3/3b-4。并参见本书第七章对地方防卫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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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清远县志》，12/21a-b。该县志的资料还证明，1854年发生“红巾贼”作乱，清远知县秘密命令所有绅士加入其所在的“约”，参加团练工作。《广州府志》82/28b和136/15b中也记载了19世纪中叶发生的类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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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曾国藩《曾文正公批牍》，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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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张寿镛《皇朝掌故汇编·内编》，53/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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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博白县志》，7/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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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洛川县志》（1806年修，1944年重修），12/1b。该县税收仍然是一种独立的制度；关于这一点，“里设里正”的叙述，表明得很清楚。《同官县志》18/1b中说：“在清时，每村有乡约一人；数村合举‘联头’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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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花县志》（1924），9/22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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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Martin C.Yang，Chinese Village，p.173。这种变化，如果不是很早的话，至少也在18世纪在一些地区就开始了。《牧令书辑要》在4/4b中引用了李殿图（1765年进士，曾任福建巡抚）的叙述。李针对地方粮仓和救济工作作了这样的评价：“所有花户姓名，向由乡约开报。”另一种变化也应注意。在四川江津县，有位乡约头人姓马，他沿着长江上游开办了私人信件及货物运输服务。由于他的服务很有效，值得信任，因而到20世纪初年，甚至政府官员也成为他的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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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清朝文献通考》，76/5553-5567。《户部则例》（1791），118/28b中叙述了这一政策：“耆民年至九十以上，地方官不时存问，或鳏寡无子，及子孙贫不能养赡者，督抚以至州县公同设法恤养，或奏闻动用钱粮，令沾实惠。”100岁以上的长者，经常会得到特殊照顾；证明这一点的事例非常多，我们在这里仅举两例就足够了。王先谦《东华录·雍正》，9/13a（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中记载，礼部建议按照惯例，给予年满118岁的萧均德30两白银的赏赐，并为之修建牌坊。雍正帝认为活到这种年龄的人很不容易，破格赏赐萧均德90两银子。自此之后，凡是年满110岁的长者，可以得到两倍于普通规定数额的赏赐；110岁之上，每增加10岁，这一赏赐数目就要加倍。吴荣光（1773—1843）《吾学录》（1870），3/14a〔编者按：应为3/16a〕，（广西宜山县民）蓝祥在1810年时年龄到了142岁，除了得到200两银子外，还得了五疋缎和六品顶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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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即在1688年、1703年、1709年、1723年、1736年、1751年、1761年、1770年、1779年、1782年、1790年、1796年、1800年、1808年、1819年、1821年和1831年。参见《恩平县志》，13/20a。还请参见《寻甸县志》（1828），12/8a-12a；《翼城县志》（1929）13/1b-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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