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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清朝文献通考》，39/5218；《大清十朝圣训·世宗朝》，49/14a-b；王先谦，《东华录·雍正》，9/34b；《泰和县志》（1878），卷首，7b-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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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翼城县志》，13/1b-2a。所得赏赐的人数并未指明。下列关于得到各种赏赐（大米、丝绸、肉等）的人数，取自The Chinese Repository，IX （1840），p.259（转引自Asiatic Journal，1826）：每人所得赏赐的数量和其他细节，没有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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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大清十朝圣训·世宗朝》，15/1a；《清朝文献通考》，76/5566。这道谕旨是给户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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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用官话来讲，授予这种官衔或品级，叫“皇恩钦赐”。参见Schuyler Cammann，“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ndarin Squa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III （1944），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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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这些措施载于《大清会典事例》卷405；《大清十朝圣训·世宗朝》，46/32b-33a和王先谦《东华录·雍正》，9/13a，记载了有关奖赏100岁以上老人的措施。除了活到一定年龄的老人之外，还有一些人也可以得到旌表。这些人包括：（1）乐善好施者；（2）急公好义者；（3）节孝者；（4）累世同居者。参见《大清会典事例》，卷403和卷404。《续修庐州府志》（1885），57/1b-10b在下列标题下概括了尊敬长者的各种措施：（1）邀请出席乡饮酒；（2）指定为农官；（3）恩赐粟帛绢谷；（4）恩赐匾额；（5）恩赐举人及品级官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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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巴陵县志》，43/1a-2a。根据《寻甸州志》（1828），12/10a-11b的记载，清廷1796年发布的一道上谕规定，年到70岁以上、80岁以上、90岁以上和100岁以上的老人，分别可以得到九品、八品、七品和六品的顶戴。1820年发布的一道上谕，则只是规定70岁以上老人可以得到顶戴，而未指定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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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分别参见《香山县志》〔编者按：应为《香山县志续编》〕，14/1a-b；《番禺县志》，24/22b-28b；《花县志》，9/26b；《九江儒林乡志》，14/18b和17/7b；《莘县志》，8/12a-13b；和《邯郸县志》，1/8b和10/5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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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作为展现皇恩浩荡的一项措施，清廷这一做法开始于1736年；是时有40多名70岁以上的举子在清帝国首都参加科举考试，清廷授予他们不同品级的官衔。随之，这种做法就固定下来，延续到光绪朝。清廷给予这类长者的最高功名是举人，最高官衔是国子监司业。参见《钦定科场条例》（1885），53/1a-3b、6a和53a。在地方志中，因“恩赐”而取得举人头衔的地方士子之名，列在“选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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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大清会典事例》，168/1a-5a，概括了顺治到光绪时期有关的各种措施。这一做法，虽然是为思想控制服务的，但是看来也有经济意义：为了增加农业产量，鼓励勤劳耕作。雍正帝在1724年发布的一道上谕中，就清楚地说明了奖赏老农制度所包含的经济内涵。他强调必须监督和鼓励耕作以生产更多粮食，并命令各省督抚在各乡挑选一两个勤劳耕作的老农，给予他们丰富的奖励，以鼓励他们进一步努力。参见《清朝文献通考》，3/4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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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清朝文献通考》，3/4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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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清朝文献通考》，4/4882；《大清十朝圣训·高宗朝》，336/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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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户部则例》，8/2a；《清朝文献通考》，23/5053。织田万《清国行政法分论》第一卷第479—480页中，概括了雍正和乾隆时期的做法。《清远县志》11/2a-2b，“国朝耆寿恩赐八品顶戴”条，载十八名耆儒，两人为生员、一人为监生。有位不载身份的老人，名叫徐朝柱，被任命为“农官”（农人官员，亦就是老农）。清远县获得“旌表”的耆寿（90岁以上）共有119人，大多数是平民，其地理分布情况如下：但授予这些老人荣誉的时间，该地方志中没有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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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钦定科场条例》，53/10a-11a/b、20a-22b、35a-3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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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王先谦《东华录·雍正》，14/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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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王先谦《东华录·雍正》，14/36b；还请参见《大清历朝实录·世宗朝》，81/10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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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Chinese Repository，IX （1840），pp.258-267叙述了圣祖康熙帝和清高宗乾隆帝举行的两次宫廷盛宴，应邀参加的长者是清帝国首都附近的居民。《邯郸县志》（1933），1/8b，以如下语言叙述了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圣祖康熙帝的六十大寿庆祝盛况：“畿民八十以上者，皆诣京师，赐宴畅春苑，命亲王酌酒，各给绢衣一袭，书其前曰皇恩浩荡，后曰万寿无疆。邯民与者五人，三堤村民武之烈，年八十九，东关民耿遂真，年八十三，城内民王启建，又三堤村民常直，年八十二，文庄民刁明良，年八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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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根据《永州府志》卷四上，48a-b的记载，清朝采取的乡饮酒礼仪，同明朝类似。《明史》在卷56《礼志十》，5b-6a中说道：1372年（洪武五年），诏礼部奏定乡饮礼仪，命有司与学官奉士大夫之老者，行于学校，民间里社亦行之；1379年（洪武十二年），命凡有过犯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杂于善良之中；1383年（洪武十六年）诏颁《乡饮酒礼图式》于天下。清朝所采纳的乡饮酒形式，同明政府1383年所规定的类似。乡饮酒的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周礼》，参见《周礼·地官·党正》，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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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清朝文献通考》，76/5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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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相关规定，可以参见《清朝文献通考》，76/5553-5555；《大清会典事例》，30/4a；《学政全书》，8/1a-6b。地方志也常常叙述了类似的规定，可以参见《江津县志》（1924），卷四上，28b-30a；《确山县志》（1931），9/9a-b；《靖边县志》，2/28b-29b；《东莞县志》，25/4a。还可以参考吴荣光《吾学录》，3/3a-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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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学政全书》，8/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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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学政全书》，8/3a-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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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惠州府志》（1881），9/35a-b；《严州府志》（1883），7/5b-6a；《翼城县志》（1881年刊，1929年重修），16/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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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恩平县志》（1934），11/6a-10a；《蒙城县志书》（1915），5/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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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洛川县志》（1944），13/2a-b：“乾隆间陕西巡抚陈宏谋行文各属云：……即偏僻小邑，无致仕乡官可以选膺大宾，凡举贡生员年高有德者，亦可延请僎宾、介宾；生监良民中年高有德、允协乡评者，皆可选举。”陈宏谋在1734—1746年、1754—1755年和1756—1777年担任陕西巡抚。〔编者按：陈宏谋担任陕西巡抚的时间是1743—1746年、1747—1751年、1751—1755年、1756—1757年，据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版。〕这一文件也载于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21/33a-35a。〔编者按：《饬行乡饮并颁仪注檄》，乾隆十年十月。〕1944年版《洛川县志》的编者在13/3a作了一句有趣的评论：“洛川迄咸丰间，‘乡饮大宾’尚为耆献头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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