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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佛山忠义乡志》17/22a-b中引述了两广总督（觉罗吉庆）签发的一篇布告，其部分内容是：“毋论侨居土著，如系身家清白，持躬端谨之人，年登耄耋，皆得报名。”“身家清白”一词通常用来指被提到的个人和其家庭，都不属于“奸民”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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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21/33a-35a。〔编者按：《清查当官陋规檄》，乾隆十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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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吴荣光《吾学录》，3/5b-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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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有关退职官员作为“大宾”的事例，可以参见：《华县志》，7/19b，1645年时是一位退职知县；《翼城县志》，29/19b，18世纪时是一位退职的进士知县；《庐州府志》，34/11b，是一位退职同知，年代不详；《佛山忠义乡志》，6/25a，1801年是一位县丞。有关绅士作为“大宾”的事例，可以参见：《临漳县志》，9/14a，1661年时是一位进士；《睢州志》（1892），7/4a-b，是一位生员，年代不详；《莘县志》，7/29b，1861年时是一位贡生；同书7/33a，1884年时是一位监生；《洛川县志》，21/7b，1830年时是一位生员。有关普通人作为“大宾”的事例，可以参见：《郓城县志》（1893），5/42a-b，是一村医，年代不详；《花县志》，7/18a-b，1824年是一位“读书明大义，不事举子业”的人；《庐州府志》，53/38a，1723年是一位“弃儒业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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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有关绅士作为“众宾”的事例，可以参见：《莘县志》，7/27a，一位生员，年代不详；《翼城县志》，29/17a，1742年是一位生员；同书29/30a中，是一位贡生，年代不详。关于普通人作为“众宾”的事例，可以参见：《邯郸县志》，10/50a，1875年是一位商人；《同官县志》（1944），28/6b，1721年是一位“世业农”的农人；《庐州府志》，50/49b，是一位家庭非常贫穷的人（年代不详）；同书53/19b，是一位“幼同兄弟习勤苦”，后“家道稍丰”的人（年代不详）。地方志中未指出客人的姓名者，大多数可能是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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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香山县志》（1873），11/98a-9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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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兴安县志》（1871），10/26b-9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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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兴安县志》（1871），10/7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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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长宁县志》（1901），11/2b-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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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博白县志·志余备览》，卷下各页；还请参见《澉水新志》（1850），8/71b。“不求仕进”一词，是“科场失败”的委婉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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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表6-2及表6-3，是根据《南昌县志》（1919），24/3a-16a所提供的资料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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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南昌县志》，21/24b-35b、22/33a-64a和23/19a-38a。其他几个事例，可以参见《博白县志·志余备览》，卷下各页。该县志说，在集资修刊县志的名单上，包括165名应邀出席乡饮酒（日期未说明）的客人，其中有6人拥有士子头衔，即1名“生员大宾”，1名“生员乡宾”，1名“监生介宾”，1名“武生乡宾”和2名“乡宾监生”。地方志说，其余客人大多数是“耆寿”“不求仕进”和“乡贤后裔”。《鹤庆州志》（1894）7/24a-b中也列出了一份出席乡饮酒（日期未说明）客人的名单。名单上共有16人，其中9人作为“大宾”。其中一位“大宾”是一名拥有“宦绩”的人，另一名有“卓行”，第三人以“文学成就”而声望卓著。至于其余客人的身份，连暗示也没有。《靖边县志》在3/7b-8a中记载说，1896年，知县恢复了乡饮酒。在这次酒礼上，出席者有：1名生员，为“大宾”；2名副贡生，为“介宾”；17名地位未说明的人，为“众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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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李渔《资治新书》二集，3/12a。〔编者按：张能鳞《通行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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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李渔《资治新书》二集，2/13a-b。〔编者按：应为《资治新书》初集，李少文《行赣州府二属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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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黄六鸿《福惠全书》，24/23b。还请参见李渔《资治新书》二集，3/22a。文章提到，17世纪流行着一种非常肮脏的交易，即谁想应邀出席乡饮酒，谁就要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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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24/7a-b。〔编者按：《通饬滥举乡饮檄》，乾隆十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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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皇清奏议》，53/13a，李因培在1762（乾隆二十七年）的上奏〔编者按：《请严乡饮滥举并定服色疏》〕。还请参见该书48/19a-b中陕西布政使张若震1753年的上奏〔编者按：《请严乡饮报部之例疏》，乾隆十八年〕。他说，乡饮酒制度运作的主要困难在于：（1）程序不规范，即酒礼间隔举行日期不定，客人人数不定；（2）邀请了不配受到邀请的人，有些犯过罪；（3）地方官把酒礼视作“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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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学政全书》，8/2b。并参见《东莞县志》在25/6a中收录的礼部1737年（乾隆二年）发布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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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睢州志》，61/24b-25b，提供了一个早期发生的事例，说有名进士总是拒绝出席乡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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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郁林州志》（1894），序，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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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皇清奏议》，53/14a，浙江学政李因培1762年的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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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学政全书》，8/5a，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发布的指示；《博白县志》在13/9a中也记载了该指示。看来，清政府没有明政府那么严格保持官员和普通人之间的区别。参见《明史》卷56《礼志十》，10a。1379年（洪武十二年），明政府发布命令，规定内外官致仕居乡，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须答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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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在一些地区，要送礼物给客人。比如，《滁州志》卷二之四，17b，就在乡饮酒经费中，列出了“礼钱”（6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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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学政全书》，8/2a，清政府1723年（雍正元年）发布的一道命令。《郓城县志》在4/19a-b中也收录了这道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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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南昌县志》，11/18a；《巴陵县志》，14/11b；《正定县志》（1875），17/24a；《祥符县志》，8/17a；《延庆州志》（1880），3/31a；《蔚州志》（1877），7/5a；《浑源州志》（1880），2/9b；《蒙城县志》，4/6b；《博白县志》，6/19a；《长宁县志》，8/10a；《莘县志》，3/13b；《滕县志》，4/10b；《同官县志》，16/4a；《洛川县志》，14/7a，引1806年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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