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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巴陵县志》，14/11b；《南昌县志》，11/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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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祥符县志》，8/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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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容县志》（1897），9/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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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东莞县志》，25/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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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靖边县志》，3/7b。还请参见《博白县志》，13/4b，收录了清政府1753年（乾隆十八年）发布的一项指示；《镇雄州志》（1887），2/53a，说1838年之前，镇雄州从未举行过乡饮酒。在一些地区，由于乡饮酒推行得相当少，因而成为稀奇之物，居民看到时，更多的是好奇，而不是有兴趣。参见汪辉祖在《病榻梦痕录》（下）12b中，叙述乾隆五十三年初的情况。〔编者按：该书卷下：五十三年戊申，五十九岁，正月，公堂行乡饮酒礼。县久未举行，观者如堵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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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东莞县志》，25/8a，修纂者的评论。不过该修纂者可能强调过度了。《香山县志》〔1873〕在11/98b-99b中记载说，嘉庆时期，应邀出席乡饮酒礼的客人总数为20，道光时期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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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13/17a，1742年（乾隆七年）签发的官府公文。《皇清奏议》，48/19a-b，收录了张若震1753年的上奏，说地方官们极为不关心乡饮酒礼。黄六鸿在其《福惠全书》3/23a中认为，本来，清廷设置的乡饮酒礼，给人印象深刻，但是17世纪盛行同乡饮酒有关的非法行为，大大损害了这一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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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南昌县志》，24/3a-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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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兴安县志》，10/26b-2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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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香山县志》（1873），11/98b-99b。还请参见《澉水新志》，8/71b；《鹤庆州志》，7/2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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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容县志》，19/23a。1763年后，就不再举行乡饮酒典礼了。很有可能，自该地方志在9/9a记载说经费不知什么时候被正式取消以后，乡饮酒制度就终止推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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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严州府志》（1883），17/46a-5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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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昭平县志》（1932），3/3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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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东莞县志》，25/7a〔译者按：应为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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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佛山忠义乡志》，5/11a、10/3a-b和1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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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南海县志》，22/3a。这个人是陈大年。他“屡试不售，设塾授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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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镇雄州志》，2/53a。“大宾”是名生员，“介宾”也是生员，5名“长者”应邀作为“众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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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关于完全的清单，可以参见《大清会典》，26/1a-4a；《大清会典事例》，卷427—454；《清朝文献通考》〔编者按：应为《文献通考·杂祠淫祠》，时间断限从周至南宋绍兴年间〕，90/819-824和106/5781-5783；《清朝续文献通考》〔编者按：应为《续文献通考》〕，79/3493-3500。亦参见吴荣光《吾学录》卷9—11中的概述。J.J.M.de Groot，Religion in China：Universism，a Key to the Study of Taoism and Confucianism，pp.190-210，大体上叙述了同样的情况。关于祭祀的正式分类“大祀”“中祀”和“群祀”，Groot分别译成英文Superior Sacrifice，Middle Sacrifice，Collective Sacrifice。很明显，把“群祀”译成Collective Sacrifice 并不正确。一些地方志修纂者对祭祀分类也不尽相同，比如，《佛山忠义乡志》卷四修纂者就把祭孔、祭名宦和乡贤列在“大祀”中，把祭风神、云神、雷神、雨神、山神和河神，列在“中祀”中。还请参见《江津县志》，卷四之一；《邯郸县志》，6/8a-20a；《同官县志》，23/3b-4a。在清朝时期，其中一些祭祀在正式分类中上下变化。关于这种变化的概略，可以参见de Groot，Religion in China。关于各地修建的实际庙宇，可以参见各地方志在“祠寺”或“坛庙”类项下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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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大清会典》，36/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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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清朝文献通考》，69/5485。这种做法开始于1644年。还请参见吴荣光《吾学录》，3/12a-b。关于地方事例，可以参见《庐州府志》，卷50—54；《花县志》，3/6a-6b和9/12b-13b。值得指出的是，汤斌（1627—1687）、陆陇其（1630—1693）和李光地（1642—1718）这些程朱学派的理学名家，都被清廷纳入国家祭祀。汤斌、李光地1733年被列入先贤祠中，陆陇其在1724年被尊为“先儒”。在1678年和1679年的“博学鸿词”科中，汤斌、陆陇其是少数知名儒生之一，他们借此表达了愿意服从满族统治的态度。李光地则大力帮助清朝编辑了众多正统儒学著作，其中包括《朱子全书》《周易折中》和《性理精义》。简略的概述，可以参见Hummel，Eminent Chinese，I，p.474。在各州县的祠庙里，单独或分类悬挂着或摆设着无数个牌位，上面刻有或写着那些“忠孝节义”之士的名字。地方志中也常常叙述了这种祠庙的位置和供奉在里面的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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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最常见的是祈雨。Samuel Williams，Middle Kingdom （1883），I，p.467，叙述了1832年发生的事例。他把其中一份祝文部分翻译成英文，内容如下：“御制祝文曰：呜呼皇天，世不有非常之变，不敢举非常之典。今岁亢旱异常，经夏不雨，岂但稼穑人民倏罹灾患，即昆虫草木亦不遂其生。臣忝居人上，有治世安民之责，虽寝食难安，焦忧悚惕，终未获沛甘霖。……伏祈皇天，赦臣愚蒙，许臣自新，无辜万姓，因臣一人是累，臣罪更难逭矣。夏徂秋至，实难再逾，叩祷皇天，速施解作之恩，立沛神功之雨，以拯民命。……”原文见载于《大清十朝圣训·宣宗朝》，12/12b-13b。关于类似的祝文，可以参见同书《宣宗朝》，卷12各页；《圣祖朝》，卷10各页；《世宗朝》，卷8各页；《高宗朝》，卷27—29各页；《仁宗朝》，卷14各页；《文宗朝》，卷12各页；《穆宗朝》，卷11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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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用吴荣光《吾学录》11/15b中的话说就是：“御灾捍患，诸神祠载在祀典。所以顺民情之趋向，为敷政之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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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庐州府志》，18/8b-9b。祝文部分内容如下：“凡我郡内人民，倘有忤逆不孝，不敬六亲者，有奸盗诈伪，不畏公法者，有拗曲作直，欺压良善者，有躲避差徭，靠损贫户者，似此顽恶奸邪不良之徒，神必报于城隍，发露其事，使遭官府刑宪。若事未必发露，必遭阴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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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大清会典事例》，444/5b。还请参见《灵山县志》，9/122b；《洛川县志》，13/2a。按照《江宁府志》（1811）4/1a的记载，先农坛坐落在东郊，社坛在西郊，山川坛在南郊，厉坛在北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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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洛川县志》，13/2a，引1806年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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