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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南昌县志》，15/2a，南昌地区共有厉坛410个。根据《剡源乡志》（1901）7/1a的记载，剡源地区在明朝时期共有厉坛143个，但到清朝时期，全部被弃置，仅仅留下两个可以辨认的遗址。《延安府志》（1802）36/1a记载说：“府州厉坛称‘郡厉’，县之厉坛称‘邑厉’。乡镇或有墙围着之村寨偶然也有厉坛。”“郡厉”可以认为是“府坛”，“邑厉”可当作“县坛”。“乡厉”（用来祭祀乡村中的无祀鬼神）一词虽然官方没有正式使用，但在许多地方志中都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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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大清会典事例》（1908）没有收录这一段符咒文。不过，有些地方志收录了：《夔州府志》（1827），19/37b-39a；《普安直隶厅志》（1889），8/8b-9b；《仁怀厅志》（1895），2/44b-46a。另一段祈求城隍神将正义给予无祀鬼神的符咒文，其部分内容如下：“钦奉皇帝圣旨：普天之下，后土之上，无不有人，无不有鬼神。人鬼之道，幽明虽殊，其理则一。今国家治民事神，已有定制，尚念冥冥之中，无祀鬼神，昔为生民，未知何故而殁……故敕天下有司，依时享祭。命本处城隍，以主此祭，镇控坛场，鉴察诸神等类。其中果有生为良善，误遭刑祸，死于无辜者，神当达于所司，使之再生中国，永享太平之福。如有素为凶顽，身免刑宪，虽获善终，亦出侥幸，神当达于所司，屏之四裔。善恶之报，神必无私。钦奉如此，某等不敢有违，谨于某年某月某日于城北设坛，置备牲酒汤饮，享祭本府州县无祀鬼神等众。……”这段符咒文见载于《铜仁府志》（1890），3/9b-10b；《长宁县志》（1901），3/14b-15b。〔编者按：译文依《长宁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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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举例来说，《庐州府志》18/9a中说，厉坛祭祀“今多废”。《沔阳州志》3/1b记载说，州县城和乡下之厉坛被废弃了。《正定县志》21/5b中指出，乡之厉坛“今多废”。《定州志》（1850），22/47b-48a：“定州厉坛旧在北关外……嘉庆初大水，仅存其址，岁时享祀，则设位于沙砾榛莽间。”不过在1850年，定州知县又恢复修建了厉坛；这在19世纪厉坛祭祀中是极为少见的。《湘乡县志》（1874），4/34a-b也有一例，1843年一些绅士重修了厉坛。这一时期地方上所用的符咒文，只不过是在词句方面同前引略有不同。在湘乡县和其他一些州县，厉坛祭祀不再是官府活动，由乡绅接替举行。Constance Gordon-Cumming，Wanderings in China （1886），I，pp.315-316：“尽管竭尽一切，神灵世界还是未能把无数个悲惨的乞丐亡灵收进去。……所有这些乞丐亡灵，都靠慈善人们的布施。人们每年有三次要把大量纸钱——模仿各种各样的铜钱特别是银锭而造的纸钱——投入鼎中焚烧，供亡灵们在阴间中享用。在广阔的清帝国各省，经常要举行这种祭祀活动。……这种抚慰式祭祀，的确很奇怪。”这里提到的“乞丐亡灵”就是“厉”；不过祭祀不再由官府主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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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大清会典事例》，164/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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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清远县志》，4/32b-35b；《滁州志》，卷二之四，17a-b；《南昌县志》，11/17b-18a；《沔阳州志》，卷四《食货志》，48a；《延庆州志》，3/30b-31a；《洛川县志》，20/5a，引1806年刊本；《巴陵县志》，12/1a-33a；《正定县志》，17/23b-4a；《浑源州志》，5/8b；《同官县志》，16/4a；《博白县志》，5/1a-13b；《滕县志》，4/10b。其他许多地方志也有类似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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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许多地方志如《确山县志》（19/4a-13b）都有这类事例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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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De Groot，Religion in China （1912），p.212。有关广东凤凰村的祭祀情况，可参见Kulp，Country Life （1925），p.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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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例见《处州府志》（1877），24/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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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下，第22—23页，叙述了他1780年代担任湖南宁远知县时看到的祭祀情况：“每逢祈雨，里民各舆其土之神，鸣锣击鼓，至县堂，请地方官叩祷。宁远亦然。己酉四月，余方率属步祷，而舆神者先后集于大堂，凡二十余神。礼房吏授例请以礼，余曰：‘是非礼也。……’各乡耆跪而请，余告之曰：‘……官之行礼……国有定制。……各乡土地神分与地保等，地方官不可与地保平行，土地神独可与地方官抗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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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即使是那些社会地位较好、知识比农人丰富的人，对城隍也是相当尊敬的。翁同龢（进士出身，清末著名官员）《翁文恭公日记》（同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12/27a，提到了他1872年因母丧而丁忧在家乡时看到的情况：“城隍神出会。龢幼时出痘危疾，先母许愿十年供香火之事，年年赛会时，则诣庙烧香，怆念前志，敬修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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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例见《西宁县新志》（1873），9/2b；《丰镇厅志》（1881），6/4a；《翼城县志》，16/5a；《滦州志》（1896），8/22b；《卢龙县志》（1931），10/3b-4b。根据这些地方志所载，关于死亡，乡人是向五道庙而不是城隍庙“报庙”的。还请参见《定州志》，19/15b。Arthur Smith，Village Life（1899），p.137，只提到五道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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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参见《昌平州志》（1886），9/3b；《鹿邑县志》（1896），9/4a；《天津府志》（1898），26/1b；《邯郸县志》，6/5a。最后一部地方志说“士大夫多不行此”，亦就是很少向土地庙汇报死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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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延庆州志》，2/6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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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比如，《处州府志》在24/8b中叙述说：浙江丽水〔译者按：应为青田〕县“俗畏事鬼神，有受谳大庭，饰词不供者，令誓于庙，则大惧”。汪辉祖在《学治臆说》卷下，第21—22页中，也叙述了一个事例：湖南宁远县乡下有一恶霸刘开扬，强占强买属于成大鹏的山地。刘唆使其子谋杀本族因病垂死之某人，然后到衙门指控是成家族人干的。当时担任宁远知县的汪辉祖，把刘成两人都带到城隍庙前，命令他们跪在塑像面前发誓。成大鹏因为无辜，自然不害怕；而刘开扬周身颤抖。当天晚上，刘的儿子喝下许多酒后，到衙门自首。这一事例发生于17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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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还请参见de Groot，Religion in China，p.212页：“人们并不满意于只祭祀自己的祖先，因而自由地祭祀儒家圣人。”这里有个小小的误解，Groot所指的圣人，并不都是儒家，其中有些是来自道教和佛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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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由此产生的宗教态度，在两大相关方面有助于减少人们反社会的活动：让人们因为害怕受到阴谴而不敢为“恶”；鼓励人们为“积德”而“行善”。这更容易使普通百姓服从政治控制。见Charles F.Horne （ed.），Sacred Books，Vol.XII，关于《太上感应篇》（Tai Shang Book of Actions and Their Retribution）之译文，特别是第235页。并参见Mrs.E.T.Williams，“Some Popular Religious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North China Branch，N.S.，XXXIII（1899），pp.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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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De Groot，Religion in China，p.214：“在这个普遍偶像崇拜的世界上，最让我们吃惊的是唯物主义的自利。促进世界的物质幸福（统治王朝的首要工作），是其目标也是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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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由此在地方志中出现了两个概念不同的词语“官祀”和“民祀”。其事例可以参见《佛山忠义乡志》，卷八各页；该地方志列出了每类祭祀的祀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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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地方志中通常记载了这些祭祀。在一些地区，为了这些祭祀，居民们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比如，《厦门志》（1838）15/12a说，福建省的这个地区，“满地丛祠，迎神赛会，一年之交且居其半”。De Groot，Religion in China，p.212：“孩子平安出生，要向专门的神仙和女神祈祷；求财，有财神；求福，有福神。”总而言之，无论人们求什么，需要什么，或从事什么，都有一种专门的神仙或女神供祈祷。这位作者另一部大部头的著作The Religious Systems of China （6 vols.，1892-1910）包含了大量关于大众祭祀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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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贺县志》（1934），2/12a，引1890年旧志。并参见《同官县志》，26/2b；《厦门志》，15/12a。正如上面所指出，乡绅对通过举行宗教祭祀而“积德”经常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其事例可以参见《广州府志》，67/3a、13a和16b；《莘县志》，卷8《艺文上》，41b-4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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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黄六鸿《福惠全书》，24/10a-b、24/16b-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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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大清会典事例》，40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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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清朝文献通考》，69/5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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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大清会典事例》在402/1a-b中收录的1668年（康熙七年）发布的一道上谕。还请参见《学政全书》，1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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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大清会典事例》，402/1a-b；《学政全书》，10/3b-4b。1724年（雍正二年）之前，各省当局有“乡贤”的授予权；但在此之后，所有呈请，都必须由礼部复核才有效。参见《学政全书》，1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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