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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梁章钜（1775—1849）的《退庵随笔》，6/8b。《学政全书》中记载了下面这段资料：1775年至1810年这35年的时间里，有35个人的名字被提到礼部核准，有32个人得到同意，列入名宦祠，或乡贤祠。只有3人的名字未被批准；其中两人是官员（一位是四品，一位是七品），另一人是监生。得到批准的32人，其社会地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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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大清会典事例》，402/2a-b；还请参见《江西通志》，卷首之三，12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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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黄六鸿《福惠全书》，24/25b-2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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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广州府志》，131/7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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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黄六鸿《福惠全书》，24/27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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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大清十朝圣训·高宗朝》，34/11a-12b。乾隆帝还补充说：“乡贤名宦入祠之人，难于寻找。地方官视谕旨为具文，以致非议颇多。”清高宗所说并不新鲜，他实际上是在重复清世宗的话。根据《清朝文献通考》70/5495的记载，1723年（雍正帝）“以旌表孝义贞节之典，直省大吏视为具文，并未广咨远访，只凭郡县监司申详……而山村僻壤贫寒耕织之人，幽光湮郁，潜德销沉者，不可胜数，特谕礼部即行传谕督抚学政，嗣后务令各属加意搜罗……勿以匹夫匹妇，轻为阻抑，勿以富家巨族，滥为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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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恩平县志》，6/17b-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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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对吵嚷的迎神赛会的描述，可以参见《贺县志》（1934），2/5a，引1890年旧志。清帝国大多数其他地方也举行类似的宗教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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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De Groot，Sectarianism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China （2 vols.，1903-1904）详细探讨了这一问题。其中尤其以第四章“The Law Against Heresy and Sects”最为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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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大清十朝圣训·高宗朝》，261/17a-18a；《大清会典事例》，399/2a。4年后（1743年），乾隆帝又发布圣谕说，没有必要全部禁止“无知乡人”组织的一切宗教活动和集会。参见《大清十朝圣训·高宗朝》，262/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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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23/9a-11a。〔编者按：《申禁朝山进香檄》，乾隆十一年正月。〕还请参见同书24/23a-24a中叙述的同年（1746年）稍后清廷发布的一道上谕，重申了禁止越境烧香的命令。〔编者按：《再禁朝山禁香檄》，乾隆十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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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1817年提交给嘉庆帝的一篇报告，参见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III （1865），275，引自Indo-Chinese Gleaner，May，1818，p.9。〔编者按：引文据《大清历朝实录·仁宗朝》卷三百三十四，嘉庆二十二年九月辛酉，引御史盛惇大《严禁愚民越境酬神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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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贺长龄《耐庵公牍存稿》（1882），2/27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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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大清十朝圣训·宣宗朝》，78/13b-14a；《大清会典事例》，400/1a，道光四年和十四年发表的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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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庚集上，33b，咸丰十年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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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大清十朝圣训·高宗朝》，262/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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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例见李星沅《李文恭公奏议》，3/46a-53a，1843年初（道光二十三年）陕西一些地区的报告〔编者按：《审拟聚众夺犯殴官伤差各犯折子》〕。越境烧香活动导致赌博、械斗、集体围攻衙门走卒。丁日昌《抚吴公牍》，32/8a-b，1860年代末的一道公开文件〔编者按：《示禁迎神赛会由》〕，指出在举行越境烧香的地方，经常发生赌博、偷盗、械斗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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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牧令书辑要》，6/24a-b中收录了河南巡抚田文镜1724年发布的一则公告〔编者按：《严禁迎神赛会示》〕，其部分内容如下：“异端邪教……皆自迎神赛会而起。”田文镜解释说，这是因为这些活动容易为那些鼓惑愚民者提供掩护。因此，他认为：“欲杜邪教，先严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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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大清会典事例》，398/3a，收录了最早的此类禁令之一，颁布于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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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大清会典事例》，399/5b，1800年（嘉庆五年）发布的一道上谕。在这道上谕中，清廷提到了白莲教两个重要领导人宋之清和刘之协。同书399/7a还收录了1812年（嘉庆十七年）的一道上谕〔编者按：《谕给事中叶绍楏》〕，也表明清廷认为反叛性的邪教和非反叛性的邪教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该上谕说，强调人类伦理道德和社会关系的儒学是大家应遵循的“正轨”。道教和佛教虽然为孔子信徒极力贬低，但是由于它们教人行善去恶，因而为清廷容忍。至于那些发展信徒的主要目的在于非法牟利的邪教（比如在直隶、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和贵州经常奏办的），因为会形成“邪教会匪”，就要加以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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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大清会典事例》，399/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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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贺长龄《皇清奏议》，11/28a-3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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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滦州志》，18/28b-29a。该志修纂者指出，滦州地区的白莲教运动是道光年间（亦即1821年之后）破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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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大清十朝圣训·宣宗朝》，78/26a-b。根据李星沅1833年上奏的反映，这些教派在陕西的活动也很活跃。这些“邪教匪犯”的领袖之一供奉“无生老母”，虽然该派称为“龙华会”或“青莲会”。其成员许多来自四川，其中一些同湖北、湖南有联系。参见李星沅的《李文恭公奏议》，7/17a-19b、7/26a-32b、7/28a-b和8/12a-22b。《大清会典事例》399/6b-7a概略地叙述了1812年四川奏报的另一教派，其成员崇拜“无为老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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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大清会典事例》，400/6a〔编者按：应为21a〕，清穆宗1871年（同治十年）发布的一道上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