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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大清十朝圣训·宣宗朝》，78/5b-6a和22b；《大清会典事例》，40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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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学政全书》，7/18b-19a，乾隆三十一年发布的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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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容县志》，27/4b和23b-2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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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Wilhelm，Chinese Economic Psychology （English trans.，1947），pp.27-28：“一旦新的趋势和完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发生冲突，深层的心理扰动就会马上发生。这种趋势之一……就是大的有产者大量兼并土地，自耕农被迫沦为佃农，成为他经济上的附庸。这种侵扰造成的小农的悲惨命运，也有着同样的后果。新的宗教运动开始在群众中流传，这些运动和末世论的概念，比如新的时代，新的神，联系在一起。农民武装成立了，被逼迫到绝望和毁灭边缘的人民，终于聚众造反。一段时间的动荡之后，新的王朝建立，农业条件又变得井井有条，旧的心理平衡也就随着旧经济体系的恢复而恢复了。”19世纪的情况却是这样：经过该世纪的大动荡之后，新朝不可能建立，“心理平衡同旧经济体系也不可能恢复”。农人大众的迷信与统治者的正统儒教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缓慢而必然地走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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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大清会典事例》，卷394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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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据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二章第161页和175页中的叙述，书院之名称最迟是在唐朝出现的。在宋代，书院作为一项制度，牢固地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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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清朝续文献通考》的编者在该书100/8598评价说：“我朝自顺治十四年从抚臣袁廓宇请修复衡阳石鼓书院，嗣后各直省以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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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1726年（雍正四年）江西巡抚请求在该省设置书院，雍正帝一道上谕中答道：“至于设立书院，择一人为师，如肄业者少，则教泽所及不广；如肄业者多，其中贤否混淆，智愚杂处，而流弊将至于藏垢纳污。若以一人教授，即能化导多人，俱为端人正士，则此一人之才德，即可以膺辅弼之任，受封疆之寄而有余。此等之人，岂可易得？”见《大清历朝实录·世宗朝》，43/10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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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大清会典事例》，395/1a；《学政全书》，63/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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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大清会典事例》，395/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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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参见本章注261—263所引各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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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洛川县志》，19/3a，引《陕西通志稿》，1733年（雍正十一年）发布的一道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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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大清会典事例》，395/1b。《丰镇厅志》（1916）3/11a中指出，1724年（雍正二年），规定以朱熹为白鹿洞书院确立的院规作为所有地方书院的运作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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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洛川县志》，19/3a，乾隆三十年发布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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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清朝续文献通考》，100/8598。清政府和一些高级官员也持这种观点。比如，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的一道上谕说道：“各省教官……滥膺讲席，并有素取束脩，身不到馆者。”另一道上谕是1822年（道光二年）发布的，指出书院负责人素质变化极大，其中一部分“院长并不到馆……且有并非科第出身之人，居是席”。《同官县志》22/3b中引述了清廷指示各省当局改善书院所处局面的命令，其中包括1733年（雍正十一年）、1822年（道光二年）和1853年（咸丰三年）的一系列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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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香山县志》（1873）6/25b-29a中指出，广东香山县有17个书院，其中5个是官绅合办，8个是地方官办的，其余4个是乡绅独办的。几乎所有的地方志都列出各该地区书院的名称，有时还对其运作情况作了描述。其事例可以参见：《天津府志》，卷35；《延庆州志》，4/31b-39b；《扬州府志》（1810），卷19；《灵山县志》，10/149a-151a；《江津县志》，8/11b-13a；《铜仁府志》，卷十四；《镇南州志略》（1892），3/1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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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比如，坐落在河沙堡村的继志书院就是村人王必恭在同治年间创办的。参见《邯郸县志》，9/4b〔译者按：应为5a〕。坐落在四川江津县城8里之外的桂林书院是杨维翰1833年创办的。参见《江津县志》，8/11b。一些著名书院分布在风景优美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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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如《广州府志》在72/12b-13a中说，应元书院1869年从布政使那里得到18，589两银子的补助，另一书院得到10，800两的补助。大约4，389两用来修建院房；其余交给商人，他们保证每月付10%的利息。另外布政使衙门每年还提供一笔2，760两的银子，用于支付书院负责人和监督书院管理之绅士的报酬，补助在书院学习之学生，以及支付其他花费。广东南海县的西湖书院，得到过许多捐资，其中包括1860年代早期乡绅捐助的20，000两。参见《南海县志》，14/15b。直隶蔚州之文蔚书院，是知州佟湘年〔译者按：应为靳荣藩〕于1775年建立的，它拥有1，600亩土地和21栋房屋。前者每年有75石租税收入，后者每年有300，000文铜钱的房租收入，每年生息收入为658，000文铜钱。参见《蔚州志》，7/17a-b〔编者按：应为19a〕。陕西同官县的颍阳书院1858年从一监生手中得到3，000石粮食的捐助，卖出后得到3，000，000文铜钱。顺便提一下，该书院在1907年改为颍阳小学堂。参见《同官县志》，22/3a。书院负责人的薪水多少变化极大。钟山书院（是曾国藩在攻占太平天国占领的南京后恢复的）的院首每年的收入为980两。参见《续纂江宁府志》，5/7a。陕西靖边县心诚书院的院首每年薪水为60，000文铜钱，并得到6，000文的“节礼”，总数不到70两。参见《靖边县志》，2/3b-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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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清朝续文献通考》，100/8593。这些督抚包括浙江巡抚廖寿丰、陕西巡抚魏光焘和湖南巡抚俞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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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就是贲南书院，坐落在广东番禺县。该书院是何若瑶率领绅士创办的，并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参见《广州府志》，66/27b。在咸丰时期受到客家起义严重影响的广东省恩平县，1862年修建了两所书院。五福书院是由居住在方圆10里的乡村所有住户共同合作修建的，它除了有一栋校舍之外，还有一座由城墙保护的“堡”和一所用于纪念“阵亡勇丁”的义勇祠。升平书院坐落在另一村，其情况类似。参见《恩平县志》，6/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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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学政全书》，64/1a。关于社学的历史先例可以直接追溯到明代。根据《剡源乡志》（1916）6/7a-b记载，元世祖规定每“社”由50户乡户组成，设社长一人，负责将合适的耕作、种桑方法传授给社内居民。元代的社，并不包括社学。明朝建立之后，明太祖规定每50户组成一社，并雇请一位学识卓著、品德优秀的生员负责教授社内年轻人。还请参见《佛山县志》，5/10a；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二章，第174页和247页认为，社学在元代就已经出现了。不过，这一观点有待检验。在《元史》中，无论是《食货志》还是《选举志》，均未提到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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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学政全书》，64/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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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清朝文献通考》在69/5489中收录的1670年（康熙九年）清政府颁布的一道命令；《同官县志》22/4a记载的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发布的一道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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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大清会典事例》，396/1a-2b。《清朝文献通考》虽然也收录了同一文件，但是没有笔者所引前两句。关于顺治九年颁布的法律，可以参见本章注释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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