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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清朝文献通考》，71/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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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学政全书》，7/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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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学政全书》，7/16b，引自1742年（乾隆七年）两江总督德沛的一篇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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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学政全书》，7/20b-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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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清史稿》，494/18b。《平桂纪略》在1/15a-16a中记载说，廪生侯尔宇和武举张凤冈（两人均为广西兴安县南乡人）在1853年胁众作乱，最后加入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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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George Smith，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to Each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1847），pp.251-252。有关到县城参加县试的士子发动小规模的暴动，以反抗衙门吏胥的非法行为，可以参见《花县志》（1924），2/2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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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学政全书》，16/2a-3a。还请参见Chung-li Chang，Chinese Grentry，pp.18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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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大清会典事例》，卷34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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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例见《大清会典事例》383/7b-8a中所收录的1835年（道光十五年）发布的一道上谕；黄六鸿在《福惠全书》24/20a中叙述的17世纪一个观点。E.A.Kracke，“Family Versus 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X （September 1947），pp.103-123，也可以参考。《南海县志》在26/26a中记录了一个叫作“围姓”的稀奇古怪的非法活动，即一种类似西方国家赛马或在选举中对候选人下赌的赌博活动。素有文名者因“禁蟹”而得不到他们所应得到之荣誉；而平庸、无名之文人却玩弄“扛鸡”手段，在主考官欺骗手段的帮助之下通过了考试。〔编者按：《南海县志》卷二十六言之甚详：科场舞弊直省时有所闻，吾粤自围姓盛行，其弊滋甚。……小试则有禁蟹、扛鸡之目，其弊盖出于枪手为之。枪手百十为群，随棚冒考，先取二三小姓无交者，自行投票，同党约定入场，遇有此姓即为捉刀，不索值。倘此姓获隽，则投买之票可得头彩，此为扛鸡。其素有文名，人所争买者，有贿止其进场，或计污其试卷，更有勾通阅卷者压抑之，使不得售，此为禁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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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比如贵州湄潭县有这种事例：“公议入籍，定规分上中下三户，上户置产银一千两以上者，出银一百两，如产业加倍者，亦倍之。中户置产银五百两以上者，出银六十两……如查实在贫窘者，以二十两止。”参见《湄潭县志》3/19a-b。入籍考生都必须捐资来培补学宫，以此证明他们是合格的。每人捐资多少，根据入籍考生财富情况而定。参见《永宁州续志》（1894），5/32a-b。参加考试所需花费，常常远远超过贫困人家的经济承担能力，其事例可以参见《清远县志》（1880），5/28a-30b；《湄潭县志》（1899），3/20a-21b；《永宁州续志》，5/28a-30b；《同官县志》（1944），22/1a。贫困人家的读书人，经常得到宗族的经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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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王又朴的话，引见Legge，China Review，VI，231。〔编者按：中译据鱼返善雄编《汉文化语康熙皇帝遗训》，页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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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广州府志》在5/5b-6a中所引；《东莞县志》，35/12b-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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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 丁日昌《抚吴公牍》，20/6a和33/10a。根据《广州府志》132/15a中的记载，早在18世纪到来之时，地方教育官员就开始腐败。到19世纪最后几十年，腐败情况几乎发展到清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参见《南海县志》，14/13a；《同官县志》，2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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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参见Chang Chung-li，The Gentry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53），p.249，关于广东情形的图表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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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 《大清会典事例》在395/2b中收录了嘉庆帝1817年发布的一道上谕，其中说：“各省教官，废弃职业，懒于月课，书院义学，夤缘推荐，滥膺讲席，并有索取束脩，身不到馆者。”《邯郸县志》14/51b中说，该县（属于直隶省）书院以前所拥有的学地相当多，但其中一些被非法侵占了，一直到19世纪60、70年代，还有一些未收回。《莘县志》中（卷八《艺文上》，9a-11a）收录了该县知县1869年的自述：“下车日诣先觉书院，见其屋仅数楹……湫隘已甚……应课生童寥寥无多人，又皆城中及附近数里者，其距城稍远则未尝至也。”该地方志修纂者在8a-b中加上这么一句注解：“因无资金，此书院时开时停。”《靖边县志》4/30b-31a引用了1898年描述该县情况的报告：“本城书院两处……两学中诸生仅十数人，余俱蒙童二十余人……随即改业。”《南昌县志》13/3a中有这么一句简洁的评论：“书院废，不得其育者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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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邯郸县志》，9/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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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扬州府志》（1810），19/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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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丁日昌《抚吴公牍》，27/11b，提到了丹徒县和宜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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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铜仁府志》（1890），5/19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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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学政全书》，64/1b；《大清会典事例》，396/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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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天津府志》，35/32a；《延庆州志》，4/3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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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 例见《鹿邑县志》，7/15a；《祥符县志》，11/70b-71a；《洛川县志》，19/4a；《续修庐州府志》，17/70a；《香山县志》（1873），6/29a-30a；《南宁府志》，20/16b-19b；《博白县志》，4/43a；《鹤庆州志》（1894），8/3a-b；《镇南州志略》，3/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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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 《南昌县志》，13/1b-2a。《湘乡县志》（1874），4/25b-a中叙述了湖南湘乡县的情况：“明嘉靖中，大学士桂萼议令于城市村坊各建社学，以教里中子弟。……此社学所由建也。……国初督学试补社师，考校进退，皆其遗制。康熙二十二年，奉文停止。”《湘乡县志》一旧刊本说，全县共有19所社学，其中3所坐落在县城，“今惟有……社学基址残碑尚存，余皆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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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 《学政全书》，64/8b-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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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 《鹿邑县志》（1896），9/2b所引傅松龄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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