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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清王朝发布了一系列禁止令，采取了一些惩罚措施，但是一些绅士依然故我地欺压村民。虽然有一些特别恶劣或运气不好的绅士受到“褫革”的惩罚，[225]但是绝大多数绅士仍然享有优势地位，仍然可以用此地位来剥削并牺牲普通村民的利益，为自己牟利。前面已经看到，绅士作为纳税人，享有清王朝给予的特殊恩惠，常常利用他们的地位来转嫁本来由他们承担的一些义务。[226]拥有特权地位者，经常采取武力或欺骗手段谋取物质利益；而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势力，使他们更贪婪。在势力非常强大的绅士面前，即使是势力略逊的士子，也不总是能保护自己；[227]普通村民就更是常常完全任他们宰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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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指出了劣绅所采取的一些剥削欺压手段，但还可以补充一些事例，以说明劣绅在乡村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广东一些州县，大户定期派打手，携带武器，武力收割村民在沙田上种植的庄稼；这种方式称为“占沙”。[228]在山西，襄陵和临汾两地都依靠平水河河水灌溉。大户独断“水利”；普通农人如果不从他们那里购买“水券”，是得不到水的。这种不公平状况一直存在，终于爆发了强烈的反抗，在1851年引起清政府的注意。[229]江苏泰兴县有名武举，听说有名村民储藏了一些银子，就诬告他贩卖私盐，抢走他所有的财产。这个拥有头衔的恶棍，一直到1897年才受到惩罚。[230]有时，乡绅自己制定律条。在江西一些州县，“大户”私自为村镇制定禁约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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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人有犯，并不鸣官，或裹以竹篓，沉置水中，或开掘土坑，活埋致死，勒逼亲属，写立服状，不许声张。[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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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们在讨论乡村团练时所指出的，有势力者利用地方防御事务上下其手。1860年代，两广总督概括了两广的流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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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贤之绅，借以渔利婪贿……甚而细民、里长、武生、文童……挟众以号令一邑。……大绅引为爪牙，长吏假之词色。[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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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耻的绅士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欺骗敲诈手段，达到牟取非法收入或保护既得利益的目的。关于牟取非法收入的事例，可以见之于广东香山县。根据《香山县志》的记载，农人（包括佃农和自耕农）自己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土地和庄稼，反抗抢劫者。自从17世纪最后25年以来，他们的自我保护组织一直存在。然而到19世纪，顺德有两名退职回家的高级官员，得到清政府的授权，组织团练。他们以此为借口，将香山县各村的自卫组织纳入一个范围广泛的组织，然后向农人索取越来越多的捐款。最后收集的款项达200，000两银子，而实际总花费不到80，000两。这两名退职官员从来没有提供什么收支清单。[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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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采取欺骗敲诈手段以保护既得利益的事例，可以见之于广东东莞县。1889年，当地地方官和一些绅士为官地租金发生了争执。绅士召开了“全邑会议”，讨论反对地方官的措施。在这些地方领袖中，有一名进士、一名举人和一名捐了个三品官衔的监生。在他们的领导下，会议决定向知府请愿，要求他适当体恤“公产”。明显在他们怂恿下，全县“士民”联名签发了支持他们的告示。知府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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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县士民标贴长红云：“合县义举，仰给于斯。”……本部堂明知该邑士民所标长红，即系该绅等所贴，不过借此为词，县中如责成经理，则云：“众怒所在，不敢经营。”借以为推延地步。[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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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府或许并不十分公正，但是正如事态进一步发展所显示的，他的指控未必完全没有根据。[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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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并不是所有绅士都是自私的或欺压村民的，但是“公正绅士”的稳定作用被“劣绅”的所作所为所抵消。欺压乡邻的乡村精英变成了其所在村社的破坏性力量；从长远观点来看，其破坏性并不仅仅是损害了可能存在于他们身上的“团结的社会关系”，[236]而且还破坏了中国乡村的经济平衡。他们损人利己，很少把自己的精力和财力贡献出来发展自己所在的村子。他们中许多“名流”选择居住在乡镇或城市，特别是在取得相当财富和地位之后。在那里，他们觉得更有安全感，更有威望，活动范围更大。[237]他们听任自己家乡在恶劣环境下挣扎或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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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绅士不但不再是清政府可以利用的统治乡村的辅助力量，反而在社会动荡时期，更容易引起农民的不满和反抗；即使他们并未公开地或直接地同地方官员发生冲突，但也阻挠了清王朝实现维持对乡村统治秩序的期望。在他们变成实际上的煽动性力量（秘密加入“贼”，[238]或是积极发动民变[239]）之时，他们对清王朝统治本身就构成了直接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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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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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显示帝国控制从来没有那么彻底和完备，以致让地方组织不可能出现，让地方自主变得不需要，或让乡村居民完全服从。规模和繁荣都达到一定程度的乡村，展示出村社生活的状况；在不同环境下，各种村社活动的目的主要在于保护地方利益。只要这些活动是为村民总体利益服务的，它们就会对乡村生活的稳定发挥作用，因而也就间接地有利于清王朝的统治；这一情况部分地解释了这一事实：为什么一直到相当晚近时期，清政府在维持对广阔乡村的控制上不曾遇到什么严重困难，即使它的各种基层控制机制的运行情况并不完全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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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清政府通常不干涉乡村组织和活动，但是中国乡村并没有享受过真正的自治，或表现出真正的民主社会特征。虽然许多乡村都有组织存在，但并不是所有乡村都成立了组织；即使在有组织存在的乡村，公共活动的范围不仅有限，而且所有村民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大众活动，几乎没有。要想找到一个全村性的组织为所有村民利益而齐心协力的事例，真是难上加难。大多数组织仅仅是为特殊目的而成立起来的，只不过是为了解决一时的需要。它们的成员通常只包括一部分村民。虽然普通村民可以参加村中事务，甚至可以充当领导，但常常受到乡绅的控制。绅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乡村生活的组织形式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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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实际环境的限制，清王朝对乡村实施的控制体系并不完整，也不可能完整。在一定程度上，清政府有目的地准许乡村和村民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从而可以利用村民某些态度和组织为其统治服务。然而由于这种统治体系并不完整，不可能保证清王朝的统治能够长期维持下去，它留给危害安全的态度和活动出现的空间，跟那些有利于安全的一样多。这一体系允许社会分层和利益分歧的存在；按照“分而治之”的原则，这可能是可以善加利用的，但它同时阻碍了乡村发展成为坚固的共同体，使之没有能力在险恶的物质环境下解决实际生活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中国乡村是否安定，并不取决于村民维持安定的主观意愿，而取决于是否存在着破坏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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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的人口并不是同质的，但我们不需过于强调这一点。从社会上来说，一个乡村的居民通常分为两大群体，即“绅”和“民”；从经济上来说，可以划分为富有的地主和贫穷的佃农，这条线虽然变动，但很清楚。绅士的法律地位虽然并不是建立在财富（土地或其他方面）基础之上，但由于绅士比普通百姓更易获取财富，[240]因而社会地位和财富密切相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村庄的组织很少是全面的，而村民之间的合作经常很有限的原因之一。虽然马克思主义关于两大乡村群体之间存在着“阶级斗争”的观点比较牵强，但看起来很明显，他们之间也不存在着类似“共同社会关系”之类的东西。[241]无论在哪个层面，其利益与目的都是不同的，由此而来的“关系冲突”[242]阻碍乡村发展成为一个自治单位，一个切实地准备好应对不利环境的单位。无论什么样的严重危机，都能置乡村大众于完全绝望的境地。[243]在紧急事态面前，村民并不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合力解决，而是各自行动；许多村民迫于形势，不得不改变自己习惯上的立场和行为举止。本来就不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平衡，很容易就遭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至多称得上不完整的乡村控制体系就遭到了严重破坏，几乎不起什么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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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值得一提。在清帝国一些地区，特别是在华南，宗族组织常常把村庄凝聚成一个比其他地区要更紧密的单位。宗族的存在，使得乡村组织的形式稍有不同，给清王朝统治者带来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下一章将要探讨宗族作为乡村组织的角色，以及帝国控制对宗族的作用与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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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 萧一山《清代通史》，1923年版，第一册，第563页。萧一山在随后出版的篇幅要小些的《清代史》（1945年；上海1947年第三版）中设法解决了这一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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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rthur H.Smith，Village Life （1899），p.226；同样参见 p.228.Harold E.Gorst，China （1899），pp.82 and 85，认为：“的确没有哪一个国家的行政职权像中国这样分散。……村民习惯于管理自己的事务，拥有某种程度上的地方自治权；这种自治权在其他地方找不到。……这种自治权使村民享有很大的权力……地方事务完全由村社或地方‘议会’来处理，官府最信赖的人是村民投票选出来的市长。”他还在同书第141页中说：“市长……是由一般村民选出的。”E.T.Williams，China， Yesterday and Today （1923），pp.118-136中引述Maine，Village-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按照古老之惯例，法律并不是上级对下级所下达的命令，而是村中长者的意志，即长者所说就是法律。”他还认为，村民“选举”出来的牌、甲和保等组织的头人“代表”了村民们的利益，因此，村社的性质是“共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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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adhakamal Mukerjee，Democracies of the East （1923），pp.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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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eong （梁宇皋） 和Tao （陶履恭），Village and Town Life （1915），p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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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100页：“政府对于城乡自治的事业，虽有干涉之权，却少干涉之实。”Paul M.A.Linebarger，Government in Republican China （1938），pp.138-139：“政府上层建筑在形式上把中国人的世界禁锢在一起，但并未给它带来活力。虽然宗族、乡村和‘会’是皇家注意的目标，但是皇帝并不能通过取消对它们的承认来消灭它们。宗族、乡村和‘会’不具有那种仅靠一道圣旨就能取消的不稳固的法律人格。”Charles Denby，China and Her People （1905），II，pp.6-7：“虽然中国同俄国一样都属于封建专制，但是其政府制度中注入了许多民主之原则。皇帝虽然是一个专制君主，但也是一个家长式之君主。每个乡村虽然由头领统治，但其统治是父母般的。这种统治仁慈温和，法庭那种花钱又费力的俗套就可以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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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osea B.Morse，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1913），p.59.还请参见同书第32—34页：“中国政府是一种架构在民主之上的专制政体”，“美国政府是一种稳固地建立在市民会议上之政体。……这……适用于今天之乡村社会，也适用于经历数世纪沿袭下来的，在细节上已作必要修正的当今中国乡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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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ohn S.Burgess，The Guilds of Peking （1928），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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