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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rtin Yang，A Chinese Village （1945），p.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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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aniel Kulp，Country Life （1925），p.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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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u Hsien Chin，The Common Descent Group （1948），p.10：“宗族是在乡村邻里之间、大村寨和小镇里占重要地位，虽然有时宗族的祖庙会坐落在州县城里，甚至在省城里，而在较大城镇里，由于职业和社会阶层极大不同，宗族已经消失。”城镇居民的流动性相对较高，也不利于宗族的存在。不过，作为社会中心和政治中心的城市，常常被规模相对较大、组织结构较紧密的宗族选来作为其“大宗祠”所在地，即是说，居住在城镇周围地区的各大“房”，同时分享并维持一个公共或中心宗祠。《嘉应州志》在8/2b中为这种情况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说明事例：“俗重宗支，凡大小姓莫不有祠。一村之中，聚族而居，必有家庙，亦祠也。州城复有大宗祠，则并一州数县之族而合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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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印度，我们也可以看到宗族和乡村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举例来说，B.H.Baden-Powell，Village Communities in India （1899），p.23以如下言语描述了印度的一种“部落”：“现存的群体只记得他们是某一祖先的后裔。由于其人数不是很多，因而很难称为‘部落’。很有可能，某个人（或两三个兄弟）来到某个荒野地区，并定居下来；接着，家庭繁衍成为‘宗族’，保有关于起源的记忆，认为宗族中存在某种纽带关系。……我们发现，一个方圆好几百英里的地区现在分成‘村落’群。所有村落或者由拥有一个共同‘称号’的农户组成，被认为是一个祖先的后裔；或者由两三户家庭组成，再没有更多的人户。”还请参见该作者的另一著作The India Village Community（1896），chapter 6，sec.3.Radha-kamal Mukerjee，Democracies of the East （1923），p.255，这部书中宗族和乡村之间关系更为密切：“在印度，由于异族通婚并沿着父系繁衍的宗族生活在独立的村落，加上其成员住在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村落，他们便采用了特殊的方式。在中央邦，有个宗族的名字叫‘卡拉族’（khera，该词的含义就是村子），绝大多数宗族名字是从村子名字而来的，或者就与村子同名。在‘康德人’（Khonds）中，有个宗族的所有成员都居住在某个中心村周围的同一地区。”Mukerjee教授在第299页中描述了他所认为的中国制度：“在中国，宗族阻碍了村庄共同体之间的经济联系。宗族共同享有财产，宗祠财产以很低租金分配给较穷的成员。……祖传的宗族田地不可分割，私占使用的，就犯了盗窃圣物罪。”作者似乎夸大了“公共财产”的观念，忘记了宗族在19世纪的中国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很难看出他所认为的“宗族阻碍了村庄共同体之间的经济联系”是什么意思。George L.Gomme，The Village Community（1980），pp.39-41，认为，“部落”之外的乡村组织形式在“社会个体化进程”中是早期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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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rthur H.Smith，Village Life （1899），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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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涿县志》（1936），8/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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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繁县乡土志》（1907），5/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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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香山县志》〔编者按：应为《香山县志续编》〕，3/4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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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香山县志〔续编〕》，3/1b-3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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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同官县志》，25/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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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Hu Hsien Chin，Common Descent Group.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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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Chinese Repository，IV（1836），p.412.还请参见姚莹（1785—1852），《中复堂全集·东溟文集》（1867），3/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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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George Smith，China （1847），p.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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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John Burgess，Quilds（1928），p.24.Lang，Chinese Family （1946），p.178，反映了这一观点：“华中、华北乡村之实际情况证明了宗族的重要性降低了。在这些地区，特别是在较远的华北地区（种植的是小麦和高粱，而非华南的稻米），很少能看到漂亮、维护得很好的宗祠。……华中和华北大多数乡村都不是宗族性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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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同官县志》，25/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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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城固乡土志》（乡土志丛编第一辑），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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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rthur Smith，Village Life （1899），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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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安县志》（1871），2/7a-37b。Hu Hsien Chin，Common Descent Group，p.14中也引用了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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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花县志》，2/15a-22a。花县最大的宗族村寨有：毕村，大约10，000人的毕氏宗族居住在该村；三华村，居住着大约9，000人的徐氏宗族；鸦婆垅，大约8，000人的黄氏宗族居住在该村。花县最小的“单族乡村”，人口大约为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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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引见Hu Hsien Chin，Common Descent Group，p.15，胡先缙在其后评论道：“在定县……没有一个地方的宗族在乡村行政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在华北农业较为发达之地区，宗族组织显得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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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南昌县志》27/1b中说：“一姓多至百族或数十族，都图所隶，或一都数族，或一族数都或数图。”“都”和“图”本来是因税收目的而成立的乡村机构，但在清帝国一些地方，变成了一种地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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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同官县志》，25/1b。有关一个宗族居住在两个村子的事例，参见Hu Hsien Chin，Common Descent Group，p.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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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L.Donnat，Paysans en communauté （1862），p.85：“与钱氏宗族（Tching-fou）、谢氏宗族（Si-fou）和其他宗族一样，王氏（Ouang）宗族居住的村子也是单族的，是同一个祖宗的后裔。根据可靠记载，王氏宗族在其始祖创立家庭好几代之后，抛弃以前居住过的地方，来到宁波附近的横溪（Heng-tcheou）创业。根据族谱（亦即记载自始祖去世后好几个世纪宗族情况的宗族史）记载，由于王氏宗族是个大族，村中甲长放弃了手中权力，由各户家长集中在祠堂里，选举族长，以便主持村社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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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Robert K.Douglas，Society in China （1894），p.115：“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个家庭就拥有整个村寨，这样，村寨就称为‘张家庄’……在这种情况下，宗族中的长者就扮演着乡村领袖的角色。”Marion J.Levy，The Family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19449），p.239：“有时，邻居由一个族的成员组成；在这种情况下，邻居和宗族组织通常是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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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Burgess，Guilds （1928），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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