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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我们几个朋友结队到郊外野餐，看到了一些乡村景象和村民情况。……其中一些景象令人赏心悦目。在中国这块地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令人愉快的景色，是各个村庄在“精耕细作”——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平原上的位置，周围环绕的树篱是郁郁葱葱、长满羽毛式叶子的竹林，体态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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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村民看上去繁忙而满足。在一个村子，当我们走过去时，许多人敲打铜锣，我们不知其用意所在。随后一个人走出来，邀请我们喝茶。于是，我们认为他们没别的意思，只是向我们表示和平。[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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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份中文资料的记载，江苏省许多地区在18世纪和19世纪同样也有不同程度的繁荣景象。[98]根据另一些资料，浙江、山东和四川一些地区在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早期也呈现出令人鼓舞的繁荣景象。[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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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地区的情况，在不同时期变化极大。一般说来，1850年代和1860年代，在受太平天国和捻军影响的省区，其情况最糟糕。在社会秩序恢复之后，环境较好的地区，可以看到不同程度的经济恢复；但是在其他地区，要么是经济恢复非常缓慢，要么是开始走上了衰败的道路。一位非常著名的西方作者1870年指出了一些北方省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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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和山西，已经发生好几年的大干旱。在今年（即1870年），除了一些地方非常少的庄稼得到灌溉可以望收以外，其他地方几乎颗粒无收。因此，居民越来越贫穷，一些地方的贫穷程度达到相当惊人的地步。各种食物的价格都不寻常的高。……市场萧条，是贫穷的自然结果；除了粮食以外，其他货物输入也一年一年地减少。今年情况毫无疑问比前几年还要坏。虽然一季小麦好收成就可以改变这个贫穷惨境，但是，只有连续几年好收成才可以使这些地方恢复到正常年景。[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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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作者在另一封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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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每走一步都可以观察到居民目前贫穷、无生气的状态同以前繁荣景象的巨大反差。较大城镇，甚至乡村、庙宇、富丽堂皇的公共建筑遗迹以及中国历史，都可以证明中国北方省区以前是非常繁荣的。[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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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作者接着阐述了他所认为的导致这些省区经济衰败的诸多原因。他说，其中一个原因是人口过多，特别是在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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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过多的后果是，必须尽可能保有更多的耕地，种植居民所需要的粮食作物和棉麻，可供出口的东西非常有限。……耕种田地，只需有限的劳动力就可以了；因此，许多人都无工可做，居民普遍变得懒散、冷漠。[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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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作者认为，北方经济衰败的另一原因在于居民普遍吸食鸦片，山西和河南两省尤其如此。他说，在山西好几个地方，成年男子中至少90%都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其中大多数属于劳动阶层，无论是乡村还是城镇都是这样。与外国贸易的竞争，摧毁了很多内地乡村和城镇生产的产品的市场；这是乡村经济衰败步伐加快的另一原因。最后，该作者推断民变带来的破坏也让经济发展雪上加霜。他认为，即使北方省区所受民变的影响并不多于（或许少于）其他地区，但其经济的恢复也不如其他地区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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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华北地区和清帝国其他地区乡村衰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也无论19世纪各地经济到底存在怎样的差异，最重要的是，农民大众在总体上受到当时环境恶化带来的不利影响，他们比中国其他社会阶层遭受到更多的痛苦。19世纪后半期一些地区发生的社会变化，以各种形式为城市或乡镇带来好处，却极大地危害了乡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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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很难弄清楚乡村经济承受危害的程度，不过我们能看到乡村衰败的一些迹象，并试着分析其原因。其中一个迹象是：移民他乡或放弃农业生产所造成的人力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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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地方的村民发现乡村经济不再能满足他们的生计时，就离开家乡到其他地方寻找机会；有时，移居的地方遥远，因而再也没有回来。在一些情况下，这种移民运动确实有助于乡村经济的发展。“地瘠民穷”的广东恩平县，就是一个极佳事例。由于即使辛勤劳作，也不能靠农业为生，居民暂时或永久地移居他乡谋生。地方志修纂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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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务农者，手胼足胝……幸遇丰年，衣食尚能有赖，否则妻儿不免饥寒。无论岁之丰歉，每于收获事竣，即间关数百里往南海九江等处，估工担泥，借博劳资。至岁杪乃言旋。……计自春徂冬，无一日偷闲。[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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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80年代，移民海外的规模开始越来越大。恩平县放弃务农而“远出”经商的海外赤子，寄钱回家乡，进一步缓解了恩平居民所受的痛苦。随着近代交通手段的引入，以及近代商业或工业城市在清帝国一些地方出现，从乡村移出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一发展潮流在阳江（广东另一个县）得到清楚反映。那里的居民早些时候都不愿意离开家乡；现在却非常乐意到遥远而广阔的地方寻找更富足的生活。[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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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虽然移民在一些情况下有利于有关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清帝国乡村整体状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提高。机会只存在于有路可通往充满希望之地的少数地区；而且，在设法移民的人群中，并非全部都发财致富了。[105]无论怎样，移民对乡村带来的最后作用不论是什么，都是乡村“经济萎缩”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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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后果至少在一个方面不是有益的。假定所有移民都是乡村经济中最具有活力、最有创业精神的人，他们的永久离去，会导致居民中出现一种“反向淘汰”（negative selecting）。[106]乡村就会失去一些有用并充满希望、当环境有利时会对乡村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成员。而“留在家乡的村民，并没有什么生活激情和能力”，他们也会安于现状，即使机会出现在面前，也不会去为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而奋斗。[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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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人力的脱节经常以改变职业的方式出现，改变发生在本地或他乡。在环境恶化、农耕注定没有收成的时候，乡民常常被迫放弃务农这项“世业”。根据地方志的记载，湖南巴陵县19世纪晚期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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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境多山，农民世业，难以自给，多营生于湖北，故监利、沔阳、江陵、潜江四邑土工、农工、染工等巴陵人不下数万。春往冬归。……若四邑被水，皆归而家食。[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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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邯郸的情况与此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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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瘠人众，仅赖土产，不能维持生活。贫者借肩挑贸易以养家口。县西与河南武安接壤，该县煤矿极多，普通人家多借运煤为生活之补助，亦以人力推煤为营业者。[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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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经济萧条”（sagging economy）的另一迹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萧条的因素，是各种原因造成的农村失业。许多地方的“游民”人数在19世纪看来相当多。一名中国官员在1851年的上奏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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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壮时闻父老所传，谓：往昔一乡一集，游惰无业者，不过数人。今则数百家之聚，游惰辄至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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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语已逾二十年，今当更甚。[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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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情况下，失业而形成的局面，因地方上发生灾害导致人口减少而更加恶化。另一名中国官员在1884年上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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