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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因迭遭兵燹水旱瘟疫各大劫，人民损伤无算，更兼生计艰难，丁壮及岁往往不能婚娶，产生女婴，率多溺毙。是以闾阎生齿远不逮从前之繁庶。约计一村之中，向有百人业耕者，今只得五六十人，而此五六十人中，吸食鸦片，惰于农事者又约有二三十人。[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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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官员所指出的现象十分普遍，在一些地区一直持续到20世纪。[112]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相信的那样，对农村中所有年龄段可以从事生产的人口进行考察，会发现实际上有一半人的生存依靠另一半人的劳动。[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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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帝制中国的乡村环境，我们很难忽视自然灾害的影响。它对造成村民经济困境的作用，明显多于任何其他单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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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经指出，清政府积极应对水旱灾害造成的紧急状况。[114]但它所采行的各种防治水灾和救济饥荒的措施，效果非常有限；更经常的是，由于地方官及其走卒的无能和腐败，这些措施不仅毫无用处，反而对人民有害。[115]下面一段叙述描绘了浙江某地1849年发生的水灾景象。村民在3个月里徒劳无益地搏斗，竭力想把自己的庄稼从洪魔手中夺回来，最终只得放弃自己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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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苦斗徒劳无益之后，村民们开始成群结队，背着口袋，流浪他乡，到处乞讨少得可怜的食物。他们看上去肮脏丑陋，衣不蔽体；头发直立、粗糙，脸部缩在一起，嘴唇呈现青灰色。这些不久前还是爱好和平、勤劳的农民，明显受绝望的驱迫而很容易做出各种暴行。……所有的乡村一个个被放弃，无数户家庭流落邻省寻求生存。[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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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大灾造成的图景的确可怕，但还不是最糟糕的。在华北一些地区，持续干旱或规模巨大的水灾带给村民难以估量的痛苦，带给他们的村庄几乎无法恢复的破坏。下引几段叙述，描述了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和直隶北部在1875年到1878年灾害的连续打击下出现的令人吃惊的悲惨局面；这一幅景象，或许才是中国乡村任何地方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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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津向内陆延伸的广大平原地带在1875年以前看来以土地肥沃而著称。但是，在1875年和此前几年，连续发生了几次规模巨大的洪灾，完全改变了乡村的模样，所有认真修建起来的灌溉工程全部被扫荡得踪迹全无，所有植物全部被摧毁。大运河河岸处处坍塌，最好的玉米地都变成内陆湖泊。当无情的云在这几年里把它们储藏的雨水存货一口气倒完之后，接下来的好几年，天空一直是黄铜色的（用《圣经》的话，意指天空无情地蓝），含有雨水的云层消失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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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原因此变得焦黑、坚硬，耕种变得毫无希望。农民徒劳地把珍贵的种子种到地里。……在几个月里，农民靠野草种子、棉籽粕、草根和树皮为生。……当然，在此之前，牛、羊、驴、家禽，早就被吃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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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是一个大港，从年景较好省区运来的粮食到此下船，然后运往灾区，许多悲惨而又饥饿的灾民聚集在这里。……一度生活得较好的男人、女人和孩童，在饥荒的4年里卖光一切……靠码头或粮仓扫拢的垃圾里几颗夹杂着灰尘的谷粒为生。其他人则把粗糙的谷粒外壳与观音土混在一起吃。[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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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严重灾荒所带来的最坏的直接后果，可以从1901年陕西一些地方的报告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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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了解陕西全省遭受灾荒打击的情形，我在西安北边大约30英里的三原镇一个废弃的教堂住了5天。陪伴我的是曾经协助敦崇礼（Duncan）先生进行救济的一个传教士。我们从三原出发，穿过西安平原。从一些迹象看出，这一带以前人烟稠密。在没有树木的白色荒漠上，每1/4英里就矗立一座泥土的村子；荒漠朝北、东、西延伸，像无边无际的海洋。广大的平原一片死寂……在一些村子里有一群群饥饿的男人、儿童，他们是消失的村庄仅有的幸存者。平原因居民死去而陷入沉寂。[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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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事例，全村或全镇的居民全部消失。一名中国官员1902年春发现，位于山西曲沃和闻喜两县附近的一个乡镇和一些村子，在1897—1898年一场规模巨大的灾荒之后完全无人居住。该官员经过这些地方时，看到的仍然是一片废墟。[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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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严重灾害发生期间，整个清帝国死去的人数相当惊人。我们虽然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但是据估计，在1878年5月，前面提到的华北五省有500万人死去。[120]在1901年7月之前的3年里，陕西有200多万人死去。仅仅在三原一县，人口就从50，000减少到不足20，000人。[121]其他估计数字更为惊人，[122]但不太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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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发生了最严重的灾害，居住在乡村地区的绅士和富户大概都能幸存下来，并不会像没有什么地位的村民那样死去。不过并不能肯定，他们没有迁到更有希望的地方去。早在灾害袭击他们的家乡之前，他们就从乡间迁往城镇和城市；在那里，他们容易找到舒适程度较高、较安全的生活，或者能够让他们发挥影响力的更大空间。[123]在灾害期间，这些乡村名流更容易抛弃自己的祖传家园，不再回去。他们移民他乡，使因大批乡民死去所造成的情形更加恶化，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导致许多乡村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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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和民变，本来是悲惨环境的部分产品，[124]反过来加剧了乡村环境进一步恶化。清政府为镇压民变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对生命和财产所带来的毁灭性比“贼”的活动来得更大；这常常为事实所证明。“乱后”，深受影响的村民发现自己的处境比以前更坏，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在许多地方，很少有村民能逃过战争洗劫而幸存下来。例如，据说安徽蒙城县无数居民死于1850年代的军事行动，或者逃离自己的家园到其他地方避难。[125]安徽和浙江一些地方受到的破坏非常严重，曾经繁荣富庶的乡村在许多年后，无论是其规模还是经济发展，都还未得到复苏。例如，一位西方考察者就把他所看到的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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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风景来说，分水〔译者按：富春江支流，在浙江省〕河谷是我在中国所看到的最好地方之一。……然而，该地生存现状却极悲凉凄惨。……尽管河谷土地非常肥沃，却到处显得荒凉。从远处看，一间间白色房屋坐落在小树林中；可是走近时，却发现它们已经变成废墟。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一带地方以前非常富庶，可现在变成了荒地。各处的房屋都是简单搭建起来的，作为可怜、凄惨的居民的栖身之所；他们的贫穷与他们生活的土地的肥沃形成鲜明的对比。我先前提到的城镇——桐庐、昌化、於潜、宁国，都变成了巨大的废墟，每处还能居住的房屋不过十来间。这是13年前太平天国之役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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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的生命和财产被毁坏到这样的程度；这些地方只不过是命运相同的广大乡村地区中很少的一部分。[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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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对中国北方乡村社会的破坏作用，即使不会更严重，也是同样具有毁灭性的。另一位西方学者叙述了他所得知的陕北延安府及其附近地区在1850到1875年期间的悲惨情况；延安府所受灾难首先是战争，接踵而来的是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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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我情况的人回忆起他年轻时延安府的情况时，语气充满激情。他感慨道：“当铺有八间之多！”在中国，“当铺林立”是描述城镇繁荣最好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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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讲，延安府在繁荣时期，人烟稠密；甚至连西山山上的每个窑洞，都住满了人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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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和平繁荣被打断了。同治六年三月（1866年4月），一支回民大军进攻陕北，把沿途所有城镇都摧毁了。……幸运的是，延安府当时还能够抵抗反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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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总人口并未减少，整个乡间不被抢劫，延安府城不因其他地区居民大量拥入而拥挤，当地资源未被巨大消耗掉，那么，延安府还会繁荣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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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治六年十月（1866年10月），一支太平军……到达延安府。……它的到来，彻底完成了7个月前回民军队开始的人口减少过程。每一个角落都被抢劫……幸存下来的居民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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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年4月（1867年），回民军队又来了，进行周期性的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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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到来的是饥荒。我那位年长的朋友说道：“这事不能怪老天爷。”天气一直都很好；因此，如果没有战争，延安府当然还能维持繁荣。……1866年收获前，一支叛军来了，接着是另一支。……其结果是，1867年粮食供应比平常少，而需求量比平常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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