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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4月，回民军队第二次进攻延安府，完全干扰了当年的耕种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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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价格是平常的10倍，90%的人因此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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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少数幸存下来的居民在1869年获得丰收；这种景象一直持续到1876年。是年，延安府遇到了一场真正的饥荒的毁灭性打击，亦即横行数省，导致800万人死去的“丁戊奇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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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府城再未从战争和灾荒的毁灭中复苏过来，其周围乡间被毁灭的程度更严重。由于人烟稀少，整个原野变成野兽的乐园。虽然平原地带重新种上了庄稼，较广阔的山谷地带也逐渐夺了回来，但是较狭窄的溪谷仍然是豹子、野猪、狼等野兽的天下。……因此，整个延安府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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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许多地区所遇到的情况不如延安府那样严重，但是清帝国一些地方的乡村社会被毁灭，注定要对其他地方产生不利影响。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指出被毁灭的精确程度，但一些作者指出，清帝国在社会动荡时期的人口减少，无疑就是社会衰败的象征。[128]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华帝国长时期的相对繁荣因人口过剩而很快结束；人口过多是经济的诅咒，而战争和饥荒使人口减少，从而缓解了这个恼人的经济问题，但同时给生活在乡村的亿万百姓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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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乡村环境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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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指出西方商业和工业的注入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描绘出19世纪的中国乡村环境的。很明显，西方对中国乡村产生的冲击力，不如对城市和乡镇（尤其是那些坐落在海岸附近和内陆主要交通线上的城市、乡镇）的那样迅速和直接。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无论乡村地区感觉到的影响是什么，本质上应该是经济的，而非知识的；而且这种影响的强度，在清帝国各个地方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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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影响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面向，是对土地所有权和价格的影响。最近有学者称在受商业和工业影响较小的省区，租佃关系的存在或多或少受到了限制；而在“城市资本”流入农业生产的省区，土地所有权的集中经常变得特别引人注目。举例来说，在近代上海的郊区，95%的农民属于佃农阶层；在广州三角洲，为85%；而在山西、陕西、河北（直隶）、山东和河南，2/3的农民拥有自己的耕地。[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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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这种影响并不限于20世纪的沿海地区。1870年2月，一位西方学者就报告湖南东部的情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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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湘东居民的衣着比起我在任何其他省区所看到的要好。……相当多的金钱流入乡间，换取茶叶、茶油、大麻和煤等。……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富人”拥有相当多上好宅邸的地区。他们经商致富之后，就不再经商，把资本投入不动产，然后租给农民耕种。……湘潭长时期以来就是西方产品的巨大集散地。这里的西方商品主要从广州运来，流向四川、贵州、湖北、河南、山西、陕西，甚至云南和甘肃。[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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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就成为理想的投资方向，不可避免地导致土地价格上涨。在一些地区，土地变得非常昂贵并不是因为它可以有农租的收入，而是由于其位置很适合于商业之用。广东三水县乡村地区的情形就是如此。有资料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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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东三水一县，为西北二江之冲，顷英人在梧州通商，轮舶往来，必经此路，故三水冈根乡之地，英人设立领事署，我中国亦设立税关征税焉。港省诸巨商，闻此消息，争往购地……昔之每亩价值数十金者，今增至二三百金。[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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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发展的结果在内陆一些地方不可能出现，也不一定就有利于乡村经济的发展。购买土地而不用于农业生产的人，其兴趣既不在于提高农业生产，也不在于改善农民生活，而主要在于从出租土地或土地增值中获取更大的利益。[132]这种趋势早在19世纪之前就存在，在西方商业和工业引入后的刺激下进一步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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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势力对乡村经济的影响，还有另一个层面。1842年到1906年，清帝国各个地方向外国开放的城市和市场达到40多个；[133]西式工厂的修建（大多数设在拥有较大港口城市的省区），[134]使洋货的进口从涓涓细流变成前所未有的洪流，首先淹没了城市，最终冲击了乡村。这种情况，对许多消费者来说意味着奢侈和享受；对城镇和城市来说，意味着工商业的发展；对相当多数在其他情况下仍然失业的乡民来说，意味着被雇佣。所有这一切，都给一些地方带来了繁荣，或扭转了严峻的经济形势。丝绸、茶叶、生姜等的出口，毫无疑问使生产这些土产的乡村受益。不过，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乡村手工业在19世纪下半期的衰败。此前，手工业产品常常给乡民带来额外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乡民因农业收入不足而受到的痛苦。中国本地产品一时还能抵挡“洋货”的猛烈进攻，[135]不过乡民很快意识到了这个威胁。西方一位学者记载了1831年英国一些商务代理向〔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报告，其中反映了乡民对进口洋纱首次入侵所作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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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广州最近的两个地区以及另一个离广州大约20英里的县，乡民们爆发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反对洋纱进口的骚乱。这些乡民大声地抱怨说，洋纱进口，夺走了他们妻儿的饭碗，因为他们是靠纺织为生的。[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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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抵抗最终是无用的。无论是家庭消费还是地方生产，甚至是在最遥远的地区，“洋货”都被广泛使用。比如，一位西方旅行者在1870年代发现，云南西部普通市场上也摆放着进口商品。[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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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发展情况已经众所周知，用不着再赘述。外国商品涌入对中国乡村经济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同样广为人知。[138] 19世纪末，一位西方传教士对这种情况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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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给航运公司董事的报告中，我们看到的是与中国进行棉产品贸易的发展，以及从广州到天津和牛庄沿海商业贸易线上的美好前景，但是，没有一个人看到这种贸易扩张对生活在许多棉产地的亿万中国人带来的影响。迄今为止，这些中国人靠纺织维持贫困的生活。他们每纺宽15英寸的一匹布，要艰苦地工作两天，卖到市场上，只够买一点少得可怜的家庭生活必需品以及继续纺织所需要的棉花。……但是现在，外来棉产品的“美好前景”，已经夺走了本土棉布的市场。……在一些乡村，每户家庭都有一两台织布机……而现在，这种织布机已经弃置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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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没有织布机的中国人能靠纺织棉纱勉强支撑——这是中国人面对在门口徘徊的狼，保护自己的一项最重要的辅助手段。但是近来，孟买、日本，甚至上海当地，工厂日渐活跃。比家庭生产的更平整、更耐用，甚至更便宜的棉纺织品，被大量生产出来，淹没了中国的棉作区，导致纺车不再转动，而作为年幼的、年老的、虚弱的和无助的人们收入来源的涓涓细流也最终枯竭了。[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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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布机和纺车工匠是受到最残酷打击的群体，但绝对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一位当代学者认为，在家庭手工业被极大地破坏以前，中国乡村问题并不太严重。[140]这一观点并非没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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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食鸦片（鸦片也是国外输入的商品之一）日益普遍，其后果比国外消费品的入侵甚至更为严重。当然，早在鸦片从印度输入中国之前，中国的确已经有了鸦片，中国土产鸦片大量用于制造鸦片药，对经济和社会都产生了严重威胁。但是，外国商人必须承担部分实质责任。[141]无论怎样说，鸦片烟输入量持续增加，同时“因吸食鸦片而产生的邪恶逐年上升”。[142]进口鸦片的价值一度达到进口商品总值的一半。[143]鸦片贸易的扩张和持续，除了导致本来可以用于获利的部分财富被浪费外，还让人吸毒成瘾，最终毁灭整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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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吸食成性已成为全国性的现象，虽然其程度在清帝国各地有些不同。1890年左右，西方一位医生就报告了华北一些地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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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一些村子里，男女老少都在吸食鸦片。……走进这类村子，一看到破烂的房屋和庙宇，立马就知道整个村子是由烟鬼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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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省，几乎每个村庄都有鸦片烟馆，所有庙会和市场都在出售鸦片烟。[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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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0年之后，西方一位旅行者也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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