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99080
1703099081
[90] 《孟子·滕文公上》。Legge将此句翻译为“If they have a certain livelihood，they will have a fixed heart”。无论把原文中“产”一词当作“生计”（Livelihood）还是当作“财产”（Property），都必须记得，孟子及其同时代的其他孔子信徒都认为农业是基本谋生手段，认为土地是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
1703099082
1703099083
[91] 例见傅筑夫《中国经济衰落之历史的原因》，载《东方杂志》卷31，14期，第221—228页；孔雪雄发表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二卷第1143—1158页上的文章〔编者按：《农村破产之事实分析》〕。
1703099084
1703099085
[92]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grarian China，pp.168-170所考察的村庄名叫“件只村”（chien-che-chueng），位于河北（即清代的直隶）南部广宗县。
1703099086
1703099087
[93] 《定州志》，19/12b-13b。
1703099088
1703099089
[94] 《鹿邑县志》，9/3a。其他资料可以参见：《卢龙县志》，10/1b，“卢龙为地瘠民贫之地”；同书10/2a中记载说：“人口十六万余，多自食其力，且十九业农，地狭人稠，终岁劳苦。”《邯郸县志》，2/8b：“近年以来，雨量缺乏，或且酿成旱灾。……虽城东有数十村地滨滏水，每岁拦河闭闸，尚可灌溉一次，即乏雨泽，犹能赖以播种，不至寸粒俱无。然统一县计之，则不及十之一二。约要以言，谓邯邑为土瘠民贫也可。”《洛川县志》，11/16a，引《延安府志》旧志，描述延安府所属九个州县说：“千里顽山，四周重阻，商贾难以至其地，行旅难以出其乡。以此经营之路即绝，有力难以雇请而得财，有粟难以货卖而得银。”同书在3a中，是黎锦熙所写的序言：“全县人口尚不满六万，视南方大邑之城厢或一乡镇且不如。山原无林，川沟无水。”
1703099090
1703099091
1703099092
[95] 《蒙城县志书》，1/9b。贫穷的村民要想从他们那悲惨的经济处境翻身，通常非常困难；他们这种悲惨的景况，一直持续到最近时期。举例来说，S.C.Lee，“Heart of China’s Problem，”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XXX （1948），p.268，引用C.Arnold Anderson和Mary Joan Bowman合著的The Chinese Peasant，p.233，反映了下列情况：
1703099093
1703099094
1703099095
[96] 《灵山县志》，21/297b。在广东省这个比较繁荣省区的一些地区，也存在类似情况。Daniel Kulp，Country Life，I，pp.104-105对其中一个乡村的情况作了如下概括：Kulp补充说：“经济状况坏的家庭，过着上顿不接下顿的生活，任凭自然和宗族意志的支配。……半数以上的家庭被迫为生存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其成功主要凭借于宗族观念和宗族组织。”
1703099096
1703099097
[97] Lt.Col.George B.Fisher，Three Years’ Service （1863），pp.25-27.
1703099098
1703099099
[98] 冯桂芬《显志堂集》，9/3a-b，收录代李鸿章写的奏折：“嗣是承平百余年，海内殷富，为旷古所罕有。江苏尤东南大都会，万商百货，骈阗充溢，甲于寰区。当是时，虽担负之夫，蔬果之佣，亦得以转移执事，分其余润。无论自种佃种，皆以余力业田，不关仰给之需，遂无不完之税。故乾隆中年以后，办全漕者数十年，无他，民富故也。……至道光癸未大水……商利减而农利从之，于是民渐自富而之贫。……迨癸巳大水而后，始无岁不荒，无县不缓。”
1703099100
1703099101
[99] 参见本章注14-17中所指出的情况。
1703099102
1703099103
[100] Von Richthofen，Letters （1903），p.54.
1703099104
1703099105
[101] Von Richthofen，Letters，p.54.
1703099106
1703099107
[102] Von Richthofen，Letters，p.56.
1703099108
1703099109
[103] 《恩平县志》，4/12b。南海和九江两地都是经济繁荣地区。
1703099110
1703099111
[104] 例见《阳江志》（1925），7/4a；《巴陵县志》，52/6b；Kulp，Country Life，p.53。
1703099112
1703099113
[105] Kulp，Country Life，I.pp.104-105：“不到1/10的移民成功地迁回。”更坏的是，出门闯天下未成功者在其家乡也属不适应环境的人（如果他们的确设法回去的话）。无论怎样，这些人中很少会愿意或能够像辛勤的农民那样劳动。
1703099114
1703099115
[106] Ellsworth Huntington，Character of Races，pp.192-193：“（灾荒之后）逃荒人群分为两类。一类由设法回到家乡的人组成。……原因之一是他们在家乡拥有土地；原因之二是性格使然，他们受传统影响，喜欢过旧有的生活，即使悲惨也愿意。……另一类逃荒者，则属于充满精力和开创精神的人。……乡村地区最优秀的人才就这样流失了。”Huntington的总结性结论虽然不可信，但其观察接近事实。
1703099116
1703099117
[107] Kulp，Country Life，pp.53-54；吴文辉《灾荒与乡村移民》，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六卷，第49页。
1703099118
1703099119
[108] 《巴陵县志》，52/6b。
1703099120
1703099121
[109] 《邯郸县志》，6/3b。还请参见《同官县志》，10/12b-17b；Lin Yüeh-hwa，Golden Wing，pp.3-10，黄东林的故事。
1703099122
1703099123
[110] 王植《遵旨缕陈八事疏》，引见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1928），6/37a。
1703099124
1703099125
[111] 王邦玺《缕陈丁漕利弊户口耗伤情形疏》，载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32/20a。
1703099126
1703099127
[112] 例见《靖州乡土志》（1908），2/21b列举湖南靖州20世纪初的数据：成年男子总数为44，126口。其中，士子有2，576人，农民为2，550人，商人为1，528人，小计33，873人。〔编者按：人数有误。《靖州乡土志》原文：士，二千五百七十六；农，二万七千二百一十九；工，一千五百二十八；商，二千五百五十。〕其余占总数23%的10，253人可能大多数无业。《绵竹县乡土志·历史辛》（1908），15a中列举了四川绵竹县20世纪初的数据：男性人口为218，580口。其中，士8，900人，学童2，000人，农173，900人，工14，500人，商11，250人，吸烟者4，690人，游民3，310人。《洛川县志》在6/10b中列举了陕西省洛川县在20世纪初的数据：拥有职业（种田等）的为1，032人（占3.5%），无业者30，122人（占96.5%）。Kulp，Country Life，p.90，提到了广东省凤凰村在1920年代的数据：总人口为650人；其中，有职业者为167人，移民55人，无业者428人（占该村总人口的65%）。Fei hsiao-t’ung，Peasant Life in China，p.139，提到了江苏开弦弓村在1930年代的数据：家庭总数为360户；其中，274户从事农业，59户从事“专门职业”，14户从事渔业，13户无业。
1703099128
1703099129
[113] Kulp，Country Life，p.38，作出的结论比较模糊：“如果农民一生从事农业生产的年龄为20岁到44岁，那么很清楚，只有29%（1/4强）的人口创造了维生所必要的收入。然而，在这29%的人中，包括一些因健康原因而丧失劳力的人；其他45岁到64岁年龄段的人，应该还有一些具有生产力的像是从事家庭手工业的妇女，或是在外经商的男子。考察所有年龄层的人的生产能力，可以说实际上有一半人口的生存依靠另一半人口的劳动。”Kulp所说“20岁到44岁”的含义虽然并不清楚，但他那许多人口并不从事生产性工作的观点，大体上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