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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各省往往因诛求百姓，不遂所欲，辄诬指为抗拒，率请派营弹压。武弁志在邀功，妄加剿洗……流弊滋多。[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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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进一步禁止各省督抚派兵“扰累”。尽管清政府发布这样的禁令，但不止一个事例证明，军事力量仍然是得到直属上司支持的地方官手中有效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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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暴动的种类和原因：反敲诈勒索的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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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暴动的一般性质之后，现在开始探讨暴动发生的原因，以对暴动作进一步分析。我们会看到，导致暴动的原因多种多样。1747年（乾隆十二年）的一道上谕清楚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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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各省奏报，奸民聚众之案，如江南宿迁、山东兰山，皆因求赈；浙江临海，则因求雨；福建上杭，则因抗租；山西安邑、万泉，则因丁粮豁免等事，遂至聚集多人，抗官塞署，放火罢市，肆为不法。[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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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上谕虽然十分清楚地指出了已知的暴动原因，但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州县官在司法上的裁决不公正（不管是宣称的还是真实的），似乎是地方暴动的普遍原因。[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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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暴动的最频繁以及最重要的原因，是与征税有关的官员敲诈勒索。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这些反抗勒索的暴动。这种类型的暴动，虽然在清王朝建立前就有发生，[110]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更为普遍。因为在此时，天朝大国的威望第一次受到了严重打击；许多地方都组建了地方军队，这增强了此前手无寸铁的农民向当局挑战的勇气。[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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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敲诈勒索的暴动，同其他类型的暴动一样，其矛头指向地方官员而非清政府本身，但在某种情况下，它们可能会占有极大的比重。一般说来，这些暴动都遵循着类似的模式，包括如下几个步骤：（1）相关人员请求停止地方代理人非法强加的过度税负；（2）上级官员未能减轻他们的痛苦，请愿者逐渐绝望；（3）接连发动不同程度的暴动；（4）以军事行动镇压，或者采取某种妥协办法进行分化，暴动领导者受到惩罚；或者，在特殊情况下，暴动转化为大规模民变的一部分。[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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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地方居民没有浪费时日向上级官员请愿，而直接诉诸暴力，那么暴动形式就要简单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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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描述过的“典型暴动”，就是一个关于暴动的绝佳事例。我们还可以再列举几个事例，说明实际爆发的暴动——从形式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的不同环境。所有这些事例，都发生于1840年代到该世纪末期间，[113]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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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事例发生于1842年浙江秀水县。该暴动因被知县迅速镇压下去而流产。根据地方志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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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无赖子虞阿男者，聚众抗租，号召邻圩戽水于田，钉栅于浜，拦截催租进路。……（余）士瑮……购线计擒，不旬日缚而戮诸市。[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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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早期发生于湖南耒阳县的暴动，是反对地方官最激烈的运动之一。关于此次暴动的起源，有关记载并不一致。根据一位作者（他同这次暴动并无个人利害关系，因此他的记述可能是公正的）的记述，暴动是这样发生的：当地一名居民采取合法行动，指控知县“浮收”。但是，知县的行为不但未被纠正，指控者反而被判“坐不实”，受到鞭打、坐牢的惩罚。他的乡邻发动暴动，把他解救出来。两个比邻地区的所有村子村民都拒绝交纳任何税。暴动者在两名生员的领导下武装起来并攻击县城。骚乱持续了几个月都没有平息。人们认为，“此事罪在官不在民”。[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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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荡的1850年代，清帝国一些地方的暴动特别频繁。举例来说，有名监察御史概括江苏省的情形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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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浮收激变，多以抗粮滋事为词。……州县收漕，竟有应交一石，浮收至两石之多，并有运米不收，勒折交银，以至民怨沸腾，激成事变，遂有聚众戕官之案。[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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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的另一名官员，指出江苏松江府的暴动特别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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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首倡聚众拒捕殴官，南汇仓寓为民所火，官仅以身免，华亭钱漕家丁下乡，乡民积薪绕船四周，逼令县差举火……将绳之以法乎？是速之反也；将置之不问乎？是教之抗也。[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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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西方记者提供的华亭县暴动的细节，也能说明问题。他说，措置失宜的知县召集200名志愿者，让他们带着枪去逼迫居民缴税。这引发了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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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意被知县过度榨取的百姓，敲打锣鼓，发动暴动，一会儿就聚集起几千人的队伍。当暴动的民众放火烧毁两艘官船并打死4名乡勇之后，知县光着脚狼狈地逃回县城。[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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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敲诈勒索的暴动并不限于南方省区。1854年和1855年，河南省一些地方发生的暴动，特别值得注意。由于银价日益上涨，而官员不停地敲诈勒索，该省大部分地方的居民被逼上绝路。[119]新乡县和河内县村民自己很快地组织起“联庄社”，抵抗税吏，这样就同两县衙门爆发了公开的冲突。[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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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清帝国首都临近地区，也有暴动发生。1861年，一名大学士上奏清廷指出，在华北省区及北京附近地区，有组织地抵抗税吏的暴动日益频繁。原因在于担任州县官员的大多数是“不肖官吏”，居民对他们的腐败行为和高压手段极为憎恨。[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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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要列举的最后一个事例，发生于189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被平定很久了。暴动发生在离北京不到100英里的县城，起因是铜钱和银子的官定兑换率非常不公平。该县土地税（依法固定在一两银子的特定小数部分）通常以铜钱缴纳，官定兑换率为2，000文铜钱兑换1两银子。可是，不知什么时候，一名腐败知县把此兑换率任意改为4，000文铜钱才能兑换1两银子；这就意味着他本人及其一些走卒可以榨取100%的净利。事情就这样持续了很多年，接着暴风雨就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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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任的知县把兑换率上涨到1比5，000，乡人默默地付了。知县误解了治下居民的脾性，因而在几个月后，又把兑换率提高到6，000文。这时，乡人发出怨言，但还是照交不误。而知县还不满足，又提高到7，000文。此时，乡人谈论有组织地进行反抗，但还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在自己任期过半之前，知县又进一步提高兑换率，规定8，000文才能兑换1两银子；这就超过了法律规定的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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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县的不法行为终于引发了危机。乡人们举行集会，决定通过都察院向皇帝提交请愿书。……请愿书根据集会的决定准备好了，由三名有影响力的文人带到首都，并提交给都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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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愿书）丝毫未看就被退回，三人还被重打50大板，罚交一小笔藐视公堂费。三人凄凉地、垂头丧气地返回。知县为了庆祝自己的胜利，非常草率地把兑换率又进一步提高到1比9，000文，但事情的发展证明他太心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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