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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花县志》，9/7b，记载了另一个事例：19世纪早期广东人宋廷桢担任四川内江知县，任满准备离任之时，居民们拦路恳求他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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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举例来说，《南海县志》，14/8a记载了一个事例，广东人朱次琦在19世纪中叶担任山西襄陵知县时，以正直和慈爱而著称。在他准备离任之际，居民们要求清政府准许他继续留任，但未被批准。州县官员在正常任期任满之后，几乎没有被准许继续留任的。然而，在地方居民的请求下，其他官员可以继续留任；这类事例可以见之于《番禺县续志》，21/17b-18a：1873年受命担任河南分守河务兵备道的一名官员，因为维修沟渠十分成功，其任期满后，在当地居民的请求下，巡抚准许他继续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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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Holcombe，Real Chinaman，pp.230-233，描述了“伞和靴子仪式”。Huc，Chinese Empire，II，pp.73-74，描述了一名离任军得到“靴子仪式”的荣耀。Doolittle，Social Life （1865），II，p.328，描述了“万民伞”的情况。“靴子仪式”来自一个著名传说；该传说记载于《汉书》卷112上〔译者按：应为《后汉书》卷82〕。拥有神术的杰出官员王乔每月初一和十五从所任地进宫拜见皇上。由于从未看到王乔坐车或骑马，人们非常奇怪而特别注意他。每当王乔要到达时，人们就看见从他任所方向飞来一对野鸭。占星术师用猎网抓住野鸭。野鸭奇迹般地变成了一双靴子；而这双靴子正是四年前皇上赏赐给王乔的靴子！后来在文学上出现了一种公认的用法，用“双凫”或“凫舄”来赞美州县官员。这样说来，得到“靴子仪式”荣耀的普通官员，就被比喻为王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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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举例来说，《佛山忠义乡志》，12/11a提到1855年一所供奉一位名叫谢效庄的人的“生祠”（这种祠堂是修建来纪念仍然活在世上的人）。《番禺县续志》，20/10提供了这么一份资料：1863年任浙江湖州府知府的杨荣绪，被称为好官。“病卒……士民悲泣，湖滨农民入城哭奠，船户舆夫皆哭。……光绪二年奉旨入祀名宦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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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下列一些事例非常适切，《淮安府志》27/82a中记载说，19世纪早期，盐城知县修建一所学堂，修理城墙；同书27/84a中记载说，19世纪前半叶期间任职的阜宁知县，设法避免给居民增加额外负担，禁止衙门走卒向居民榨取钱财；《广州府志》129/12a中记载说，山西定襄知县冒着丢掉乌纱帽的危险，赈济饥饿的灾民；《确山县志》7/19a中记载说，确山知县（安徽人）1856年完成了城防工程修建，正好用于抵挡“土匪”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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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花县志》，卷九，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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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江津县志》，6/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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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滁州志》（1897），熊祖诒为1672年旧志所写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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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滕县志》（1846），6/36a-b。同书14/11b中记载了这首用当地方言所写的愤怒打油诗：“尖尖头，细细尾，嘴儿藏在盖儿里，连头带尾没寸长，吃尽滕阳多少米？”显然，这位当地的打油诗人从汉字“倉”（Herbert A.Giles，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No.440）的结构得到启发，把令人讨厌的官吏比喻成硕鼠。《滕县志》12/14b中记载了一首佚名文人所写关于“生祠”的短诗。结尾的几句是：“何故焚香祀猛虎？生祠几处在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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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皇清奏议续编》，2/12b。〔编者按：王苏《请整饬亲民之官疏》。〕态度也毫无关系。还应该指出的是，即使真的由普通镇民或乡民进行评判时，官员被认为是良好的行为通常也并没有多好。根据19世纪一位西方作者的观察，“好官”和坏官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腐败的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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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Meadows，Desultory Notes，p.168。斜体字为原作者所标〔编者按：本书改为着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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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冯桂芬《显志堂集》，2/3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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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钦定六部处分则例》，15-19b，记载这么一项措施：“州县官贪婪苛虐，平时漫无抚恤，或于民事审办不公，或凌辱斯文，生童身受其害以致激变，衿民罢市罢考，纠众殴官者，革职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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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黄六鸿《福惠全书》，32/30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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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大清十朝圣训·高宗朝》，261/24b-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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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大清十朝圣训·高宗朝》，26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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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桃花圣解庵日记》甲集，77a（同治九年三月一日）提到发生于浙江嵊县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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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桃花圣解庵日记》壬集第二集，49a，光绪四年八月一日，引自一道圣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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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大清十朝圣训·高宗朝》，263/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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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一位礼部侍郎在1745年的一篇上奏中描述了此种情形：“地方官审理词讼，自应秉公听断……乃乡里棍徒怀挟私忿，纠众罢市，甚至凌辱长官，无所顾忌。”参见《皇清奏议》，41/7a。〔编者按：秦蕙田《请申严名分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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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举例来说，明朝万历年间，常常因为在征收“矿税”时进行勒索而导致民变。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山东临清居民烧毁税使（马堂）署，杀其参随34人；湖北武昌和汉阳民变，击伤税使〔编者按：1601年〕。1606年，云南民变，杀死税监（杨荣），焚其尸。参见赵翼《陔余丛考》，20/17a-b。明朝时期发生的反敲诈勒索的民变，最终导致造反。众所周知的李自成就利用口号“迎闯王，不纳粮”诱使人民跟着他造反。参见《明史》，309/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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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傅衣凌《太平天国时代的全国抗粮潮》，载《财政知识》，1943年卷3，第31—39页；S.Y.Teng，New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the Taiping Rebelion，pp.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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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Martin，A Cycle of Cathay，p.336：“法定的征收并不高，如果贪婪的官吏敢于过度地额外加征，人民就可以请求政府将其免职；或者，在极端的情况下，团结起来武装抵抗。大范围的抵抗，会变成造反，而造反最终会导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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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参见本章注111。包世臣在其《齐民四术》卷七下，25a-31b中，记载了19世纪早期的一个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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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嘉兴府志》（1878），42/9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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