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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祥琴室日记》，49b，同治八年元月十日。李慈铭在对浙江嵊县和淳安县的混乱作了记载之后评价说：“吾郡（绍兴府）近日士无师长，以嚣暴相高。每遇县府试，狎侮有司，毁垣坏门，丑诋毒詈，甚至焚其衣冠，搜其妻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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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George Smith，China （1847），pp.25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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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冯桂芬《显志堂集》，4/3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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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灵山县志》，8/103b。这名士子随后被捕并被用刑。暴动以他缴纳罚金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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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Davis，China During the War and Since the Peace （1852），II，pp.18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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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第十四册，1855年（咸丰乙卯年八月五日）。还请参见本章前注120，1854年（咸丰甲寅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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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山东军兴纪略·团匪二》卷二十二之中，3b和6a分别记载说，在乐安县，一名廪生和武生1858年聚集了几千人的暴徒，进攻知县衙门；在齐河县，一名廪生领导居民抗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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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铜仁府志》，9/40b-4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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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息荼庵日记》，卷五，53b，1869年（同治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有关“劣生”煽动或组织暴动的更多事例，参见本书第六章注350—354所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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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Meadows，Desultory Notes （1847），pp.17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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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George W.Cooke，China （1858），p.190，记述了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观点：“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特别容易发生水灾、粮食歉收；政府软弱，没有救济穷人的法律。在这样的国度里，必然总是充满了饥饿的灾民。……中国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危险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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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杨景仁《筹济编》，19/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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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灵山县志》，8/103a-1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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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Arthur Smith，Village Life （1899），pp.21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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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Arthur Smith，Village Life ，pp.220-221。作者还有意义地补充指出，“乡村恶棍”可能是普通百姓或“秀才”（即生员）。然而，有资料表明，乡村中的“文痞”人数比乡镇或城镇的要少，其原因或许在于乡村对他们来说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至少在19世纪后半期，这样的人物更容易寄生于城市，其中包括清帝国的首都。从下列两个事例中可以得到说明：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辛集下，1862年（同治元年元月十三日），59b-60b记载说，一名出身于山西富户的年轻人（张其翰）成为北京一帮恶棍的头目。他花钱买了个小官当，并把他的暴力习惯带进同僚中（其中包括某巡抚之子和一个年轻的满族官员），直至被一位尽职的巡城给事中抓住，严刑拷问死于狱中。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丁亥年（1887年8月14日到9月14日），26/77a-85b记载说，一些恶棍不知为何原因殴打他的车夫。由于其中一个头目是“黄带子”，因而翁同龢为自己仆人申冤的努力付之东流；翁同龢时任户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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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1820年进士、四川昭化知县谢玉珩把这样的流氓行为分为至少六类：（1）采取暴力手段，敲诈那些刚刚卖掉不动产的人〔编者按：原文为“民间每有先年卖过田地之人……自往买业之家痞赖”，是卖田者向买田者敲诈，作者偶误〕；（2）敲诈那些刚刚从债务人手中得到债款的债主；（3）未经许可就从私人土地上砍倒竹子或树木；（4）伪造远年借约假账，向懦弱之家诈索吵闹；（5）偷盗；（6）抢劫。参见《牧令书辑要》，9/9b-12a。〔编者按：谢玉珩《严拿匪徒痞棍为害并使病叟泼妇虿扰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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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贺长龄《耐庵公牍存稿》，3/14a。贺长龄当时是贵州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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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Cooke，China （1858），p.191。不同地区对“恶棍”和恶霸的称谓各不相同。比如，在广东一些地区，称那些“游惰之民，作横乡里”者为“烂崽”，字面上的含义为“堕落的小子”。参见《广州府志》，108/20b。至于其他称谓，将在随后讨论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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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Huc，Chinese Empire ，II，p.251.Huc进一步说道，其中一些“光棍”成立一些团体，另一些则独自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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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21/8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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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21/9a-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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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15/3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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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43/11a。这种乞丐的行为并不限于骚扰地方居民。〔编者按：此后注文与文中引文完全相同，疑误，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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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下，4b-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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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江西通志》，卷首之三，4b-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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