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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51 [200]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第17—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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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53 [201] Paul M.A.Linebarger，Government in Republican China，p.116，对此一问题持论激烈：“缺乏财力导致土地的丧失，农民土地所有者沦为佃农。如果经济剥削、政治压迫过度了，接踵而至的是社会动乱。农民叛乱不但推翻了政府，而且摧毁了经济。中国大多数王朝就是因为土地问题而崩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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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55 [202] 《宋史》，267/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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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57 [203] 薛农山《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第三章，第284页，引兰簃外史《靖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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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59 [204] 萧一山《太平天国丛书》第一辑，收录了这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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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61 [205] 安徽一些棚民的经历简单地说明了这种情形。根据《滁州志》卷一之二，13a中的记载，这些棚民的领导人“遥奉伪天王令，聚党数千，袭来安县城”。棚民存在于浙江、江西、安徽和广东等省。他们属于那种从其他地区迁移而来、处境悲惨的小民，为当地居民所歧视。参见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33/5a，引戴槃所写的一篇文章〔编者按：戴槃《定严属垦荒章程并招棚民开垦记》，出自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原文偶误〕；《江西通志》，卷首之一，2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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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63 [206] 王世贞（1526—1590）《弇山堂别集》，卷85《诏令杂考》，第1页，引写给山东、河南、直隶、陕西和山西等省居民的一篇告示〔编者按：朱元璋《谕中原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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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65 [207] Huc，Chinese Empire，I，xiii.有关太平天国反满思想概要，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杂记》，第一辑，第64页。《灵山县志》，8/110b中指出：“前清自道、咸以后，盗贼蜂起，皆奉太平天国‘反清复明’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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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67 [208] 《史记·陈涉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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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69 [209] 《史记》，8/2b-4b。刘邦当时担任泗水亭长。一条注释说：“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亭长，主亭之吏。……（此职）盖今里长也。民有讼诤，吏留平辨。”〔编者按：此条注解出自张守节《史记正义》，故“今”指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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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71 [210] Theodore Hamberg，Visions of Hung-Siu-Tshuen，燕京大学图书馆1935年重印。Meadows，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1856），大概过高地估计了太平天国领袖的道德力量和宗教纯洁性。P.M.Yap，“The Mental Illness of Hung Hsiu-chuan，Leader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Far Eastern Quarterly，XIII （1954），pp.287-304，探讨了洪秀全的领导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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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73 [211] Meadows，Rebellions （1856），p.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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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75 [212] Eugene P.Boardman，“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Far Eastern Quarterly，X （1951），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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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77 [213] 《潼川府志》，17/4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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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79 [214] Arthur W.Hummel （ed.），Eminent Chinese，II，p.958，概括了这一事件〔编者注：见“岳钟琪”（Yeh Chung-ch’i）条，房兆楹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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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81 [215] Huc，Chinese Empire，I，xiii-xiv.还请参见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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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83 [216] 《灵山县志》，8/1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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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85 [217] 这些识字的领袖在“邪教”叛乱中角色鲜明。比如，根据《宋史》468/6b中的记载，叛乱领导人方腊“托左道以惑众”。还请参见《夔州府志》在21/5a-18a中关于刘之协的记载；尹嘉宾《征剿纪略》4/23b-24a中关于1884年被处死的白莲教领袖高钦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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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87 [218] 前文已经指出，由于中国广大乡村存在着“游匪”，经常给造反增加了无穷的力量。西方传教士William C.Milne，Life in China （1859），p.431，以如下言语解释了太平天国迅速发展的情况：“那些侵扰乡民和城郊居民的散漫、懒惰流浪汉，在这场叛变中找到了适当的机会，因而成群结队地加入（太平天国运动）。”秘密社会自然也为造反行动做出了贡献。Cooke，China（1858），pp.433-445，在附录中引用了翰林院编修、曾任福建布政使的曾望颜对“造反之根源”所作的一些评论。〔编者按：文章题名为“Tsang Wang-Yen On The Origin Of The Rebellion”，文中说，这份材料是他的朋友威妥玛从广东一位皇商的店里费力取得的。〕这些评论虽然过于简单化，但仍然很能说明问题：“为什么广东全省各地一直都有土匪存在，而且现在比以前什么时候都要严重？其原因非常简单，亦就是多年来一直未对非法的秘密社会成员采取任何行动，真正的犯罪分子总是逍遥法外，事实真相完全被隐藏或掩盖了。……在道光元年（1821年）之前，三合会作为一个匪派就已经存在。……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御史冯赞勋（Fung Tsahhiun）上奏报告他已经得知在5省均发现三合会印章、旗帜和图册。……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八月，一千左右的三合会和睡龙会成员在广东顺德容奇村发生武装冲突。……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元月，冲突再次爆发，两会成员、几个村子的居民，人数共达几千，在桂洲村进行了第二次战斗。……知县……恢复了秩序，急忙跑到省城，向督抚等大臣汇报。他们指示他不要任由事情到处传扬。……毫无疑问，由于这些官员渎职，才致使冲突双方根本不在乎法律。……这样，危害像莠草一般很快传遍了全省，并从广东传到广西，到现在又已经传到了江南和湖南。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秋，其他省区三合会、睡龙会某些会员来到香山的江口（Kiang-kau）、龙塔（Lung-ta）……等村，引诱村民入会。……官方的兵丁和衙差都入会了；虽然并不知什么好坏的穷人，是因为想得到一点钱（每人得10文铜钱）而被引诱入会的，但也有一些拥有土地的农民和受人尊敬的商人，因为要保护自己不受侵害而不得不入会。……衙门不敢提到‘会’字，其结果是，不但全省大小县份各种党派林立，会员不计其数，就是紧靠省城的白云山也经常举行会员入会仪式。在这一期间，不仅是商人——无论他们走陆路还是走水路——被杀，被抢劫，而且连有城墙保卫的城镇和乡村，也成为帮会任意出入之场所，当铺和其他店铺、私人住宅，也被洗劫一空，其主人被绑架敲诈。……受害者向官府申诉时，官府并不是立即采取措施，直接追捕犯罪分子，而是让受害者描述他们被抢劫的每一个细节。……即使知道这些无法无天的犯罪分子在某个地方，兵丁和差役也从不去抓捕，而是要该地士绅去把他们打发走。在手中既无兵丁又无差役的士绅无力完成任务，而真正的犯罪者又消失在远方后，州县官员又突然负起责来，把（绅士宗族的）神主牌带到衙门监禁用铁链绑上……道光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1847年和1848年），成千上万的非法帮会会员带着棚帐、武器，占领任何他们想占领的地方……横行于翁源、乳源、英德和清远等地。……今年春（1854年？），他们开始危害儋州（chan-chau）。……五月，东莞城被占，但随即收复。……七月，肇庆府各州县城和顺德、佛山、增城、从化、花县及英德等地全部被占。……现在，来自其他省区的歹徒不过一百或几百人，但来自广东本省的帮会会员头戴红巾、手持红旗……成帮结队，其力量可以占据各地。如果不是几十年前帮会就发展会员，怎么可能发生一个地方的叛乱可以得到那么多地方回应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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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89 [219] Richard Wilhelm，Chinese Economic Psychology，pp.22-23.Fei Hsiao-t’ung，Peasantry and Gentry，pp.10-11：“十分自然，农民的共同趋势并不是沿着社会阶梯向上爬升，而是日益下降到社会最底层。一旦灾难降临，小地主被迫卖掉自己的土地后，就变成佃农。他还会进一步从佃农下降为无地的佣农。最终，他会悲惨地死去，或者从村子中消失。这种流浪者是绝望的，他们除了悲惨的生命外，一无所有。他们离开曾经生活过的村子后，变成土匪或强盗，或者参加军队，或者作为大绅士的奴仆寄人篱下。……他们属于生活绝望的阶层，因而在本质上是革命的。统治阶级强大时，他们深受压榨和剥削。……但是，如果统治阶级日益腐朽，统治日益衰落，他们就是志在夺权的叛乱集团。中国历史上几个事例都表明，新王朝就是由这些绝望的流浪者开创的。”从我们讨论的角度来看，这段文字的结论很难说是正确的。认为中华帝国历史上的农民“本质上是革命的”，是过于乐观的；由处于绝望境地的农民发动“志在夺权的叛乱”，从而建立好几个新王朝，在史实上是站不住的。汪士铎在其《汪悔翁乙丙日记》2/18b中相信：“四民之中，最易作乱者农。”这个观点可以这样理解，由于是人口中数量最多和最强壮的部分，同时处在比其他阶层较差的经济环境中，中国农民最可能做出粗暴的行为。但从汪氏粗略的观察而推论出农民因此“本质上是革命的”，则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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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91 [220] 其事例可以参见Davis，China（1852），II，196；尹嘉宾《征剿纪略》（1900），2/5b；《股匪总录》，2/17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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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93 [221] 洪亮吉（1746—1809）1798年写给成王的一封信。参见稻叶岩吉《清朝全史》（中译本）第三册，第28—29页中所引。〔编者按：参见本章注196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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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95 [222] 《江西通志》，卷首之三，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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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97 [223] 《江西通志》，3/2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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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99 [224]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2/3a。〔编者按：《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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