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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51 [200]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第17—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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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53 [201] Paul M.A.Linebarger,Government in Republican China,p.116,对此一问题持论激烈:“缺乏财力导致土地的丧失,农民土地所有者沦为佃农。如果经济剥削、政治压迫过度了,接踵而至的是社会动乱。农民叛乱不但推翻了政府,而且摧毁了经济。中国大多数王朝就是因为土地问题而崩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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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55 [202] 《宋史》,267/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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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57 [203] 薛农山《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第三章,第284页,引兰簃外史《靖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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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59 [204] 萧一山《太平天国丛书》第一辑,收录了这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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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61 [205] 安徽一些棚民的经历简单地说明了这种情形。根据《滁州志》卷一之二,13a中的记载,这些棚民的领导人“遥奉伪天王令,聚党数千,袭来安县城”。棚民存在于浙江、江西、安徽和广东等省。他们属于那种从其他地区迁移而来、处境悲惨的小民,为当地居民所歧视。参见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33/5a,引戴槃所写的一篇文章〔编者按:戴槃《定严属垦荒章程并招棚民开垦记》,出自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原文偶误〕;《江西通志》,卷首之一,2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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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63 [206] 王世贞(1526—1590)《弇山堂别集》,卷85《诏令杂考》,第1页,引写给山东、河南、直隶、陕西和山西等省居民的一篇告示〔编者按:朱元璋《谕中原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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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65 [207] Huc,Chinese Empire,I,xiii.有关太平天国反满思想概要,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杂记》,第一辑,第64页。《灵山县志》,8/110b中指出:“前清自道、咸以后,盗贼蜂起,皆奉太平天国‘反清复明’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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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67 [208] 《史记·陈涉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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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69 [209] 《史记》,8/2b-4b。刘邦当时担任泗水亭长。一条注释说:“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亭长,主亭之吏。……(此职)盖今里长也。民有讼诤,吏留平辨。”〔编者按:此条注解出自张守节《史记正义》,故“今”指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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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71 [210] Theodore Hamberg,Visions of Hung-Siu-Tshuen,燕京大学图书馆1935年重印。Meadows,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1856),大概过高地估计了太平天国领袖的道德力量和宗教纯洁性。P.M.Yap,“The Mental Illness of Hung Hsiu-chuan,Leader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Far Eastern Quarterly,XIII (1954),pp.287-304,探讨了洪秀全的领导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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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73 [211] Meadows,Rebellions (1856),p.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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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75 [212] Eugene P.Boardman,“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Far Eastern Quarterly,X (1951),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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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77 [213] 《潼川府志》,17/4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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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79 [214] Arthur W.Hummel (ed.),Eminent Chinese,II,p.958,概括了这一事件〔编者注:见“岳钟琪”(Yeh Chung-ch’i)条,房兆楹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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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81 [215] Huc,Chinese Empire,I,xiii-xiv.还请参见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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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83 [216] 《灵山县志》,8/1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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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85 [217] 这些识字的领袖在“邪教”叛乱中角色鲜明。比如,根据《宋史》468/6b中的记载,叛乱领导人方腊“托左道以惑众”。还请参见《夔州府志》在21/5a-18a中关于刘之协的记载;尹嘉宾《征剿纪略》4/23b-24a中关于1884年被处死的白莲教领袖高钦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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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87 [218] 前文已经指出,由于中国广大乡村存在着“游匪”,经常给造反增加了无穷的力量。西方传教士William C.Milne,Life in China (1859),p.431,以如下言语解释了太平天国迅速发展的情况:“那些侵扰乡民和城郊居民的散漫、懒惰流浪汉,在这场叛变中找到了适当的机会,因而成群结队地加入(太平天国运动)。”秘密社会自然也为造反行动做出了贡献。Cooke,China(1858),pp.433-445,在附录中引用了翰林院编修、曾任福建布政使的曾望颜对“造反之根源”所作的一些评论。〔编者按:文章题名为“Tsang Wang-Yen On The Origin Of The Rebellion”,文中说,这份材料是他的朋友威妥玛从广东一位皇商的店里费力取得的。〕这些评论虽然过于简单化,但仍然很能说明问题:“为什么广东全省各地一直都有土匪存在,而且现在比以前什么时候都要严重?其原因非常简单,亦就是多年来一直未对非法的秘密社会成员采取任何行动,真正的犯罪分子总是逍遥法外,事实真相完全被隐藏或掩盖了。……在道光元年(1821年)之前,三合会作为一个匪派就已经存在。……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御史冯赞勋(Fung Tsahhiun)上奏报告他已经得知在5省均发现三合会印章、旗帜和图册。……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八月,一千左右的三合会和睡龙会成员在广东顺德容奇村发生武装冲突。……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元月,冲突再次爆发,两会成员、几个村子的居民,人数共达几千,在桂洲村进行了第二次战斗。……知县……恢复了秩序,急忙跑到省城,向督抚等大臣汇报。他们指示他不要任由事情到处传扬。……毫无疑问,由于这些官员渎职,才致使冲突双方根本不在乎法律。……这样,危害像莠草一般很快传遍了全省,并从广东传到广西,到现在又已经传到了江南和湖南。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秋,其他省区三合会、睡龙会某些会员来到香山的江口(Kiang-kau)、龙塔(Lung-ta)……等村,引诱村民入会。……官方的兵丁和衙差都入会了;虽然并不知什么好坏的穷人,是因为想得到一点钱(每人得10文铜钱)而被引诱入会的,但也有一些拥有土地的农民和受人尊敬的商人,因为要保护自己不受侵害而不得不入会。……衙门不敢提到‘会’字,其结果是,不但全省大小县份各种党派林立,会员不计其数,就是紧靠省城的白云山也经常举行会员入会仪式。在这一期间,不仅是商人——无论他们走陆路还是走水路——被杀,被抢劫,而且连有城墙保卫的城镇和乡村,也成为帮会任意出入之场所,当铺和其他店铺、私人住宅,也被洗劫一空,其主人被绑架敲诈。……受害者向官府申诉时,官府并不是立即采取措施,直接追捕犯罪分子,而是让受害者描述他们被抢劫的每一个细节。……即使知道这些无法无天的犯罪分子在某个地方,兵丁和差役也从不去抓捕,而是要该地士绅去把他们打发走。在手中既无兵丁又无差役的士绅无力完成任务,而真正的犯罪者又消失在远方后,州县官员又突然负起责来,把(绅士宗族的)神主牌带到衙门监禁用铁链绑上……道光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1847年和1848年),成千上万的非法帮会会员带着棚帐、武器,占领任何他们想占领的地方……横行于翁源、乳源、英德和清远等地。……今年春(1854年?),他们开始危害儋州(chan-chau)。……五月,东莞城被占,但随即收复。……七月,肇庆府各州县城和顺德、佛山、增城、从化、花县及英德等地全部被占。……现在,来自其他省区的歹徒不过一百或几百人,但来自广东本省的帮会会员头戴红巾、手持红旗……成帮结队,其力量可以占据各地。如果不是几十年前帮会就发展会员,怎么可能发生一个地方的叛乱可以得到那么多地方回应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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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89 [219] Richard Wilhelm,Chinese Economic Psychology,pp.22-23.Fei Hsiao-t’ung,Peasantry and Gentry,pp.10-11:“十分自然,农民的共同趋势并不是沿着社会阶梯向上爬升,而是日益下降到社会最底层。一旦灾难降临,小地主被迫卖掉自己的土地后,就变成佃农。他还会进一步从佃农下降为无地的佣农。最终,他会悲惨地死去,或者从村子中消失。这种流浪者是绝望的,他们除了悲惨的生命外,一无所有。他们离开曾经生活过的村子后,变成土匪或强盗,或者参加军队,或者作为大绅士的奴仆寄人篱下。……他们属于生活绝望的阶层,因而在本质上是革命的。统治阶级强大时,他们深受压榨和剥削。……但是,如果统治阶级日益腐朽,统治日益衰落,他们就是志在夺权的叛乱集团。中国历史上几个事例都表明,新王朝就是由这些绝望的流浪者开创的。”从我们讨论的角度来看,这段文字的结论很难说是正确的。认为中华帝国历史上的农民“本质上是革命的”,是过于乐观的;由处于绝望境地的农民发动“志在夺权的叛乱”,从而建立好几个新王朝,在史实上是站不住的。汪士铎在其《汪悔翁乙丙日记》2/18b中相信:“四民之中,最易作乱者农。”这个观点可以这样理解,由于是人口中数量最多和最强壮的部分,同时处在比其他阶层较差的经济环境中,中国农民最可能做出粗暴的行为。但从汪氏粗略的观察而推论出农民因此“本质上是革命的”,则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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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91 [220] 其事例可以参见Davis,China(1852),II,196;尹嘉宾《征剿纪略》(1900),2/5b;《股匪总录》,2/17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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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93 [221] 洪亮吉(1746—1809)1798年写给成王的一封信。参见稻叶岩吉《清朝全史》(中译本)第三册,第28—29页中所引。〔编者按:参见本章注196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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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95 [222] 《江西通志》,卷首之三,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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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97 [223] 《江西通志》,3/2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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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99 [224]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2/3a。〔编者按:《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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