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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第十三册，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二十日和七月一日。〔编者按：见“二十至廿四等日”条及“七月二十九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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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Meadows，Rebellions，p.291。斜体字为原作者所标〔编者按：译本改为着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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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19世纪中国的情况与同一时期日本的情况进行对比，可能是很有益的。参见Hugh Borton，“Peasant Uprisings in Japan，”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2nd series，XVI，pp.1-219.Asakawa（朝河贯一），“Notes on Village Government In Japa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XXX，pp.259-300，and XXXI，pp.151-216.Borton关于日本叛乱论述的结论，有助于我们了解同一时期中国农民在叛乱中所起的作用：“大多数农民叛乱是互相孤立的，很少想要推翻政治制度本身，主要目标在于纠正当时封建专制社会中天生的一些微小的不公正。当然，整个农民运动有助于推翻封建专制结构，但是说普通农民清楚地认识到，或渴望参加社会革命运动，则是太夸张了。”（第20页）朝河贯一对日本农民大众造反能力的评价，同样说明了问题：“正如封建主对上层阶级的政策是以牺牲他们的真正力量及他们对他的忠诚来制衡他们一样，他对农民的控制，压制了他们的进取心，限制了他们的财富，恶化了他们的生存环境。如果他们没有在一般社会造反中奋起，是由于他们不但完全被剥夺了反抗的机会，而且被剥夺了反抗力量。在19世纪中叶全国性危机终于来临之时，封建上层阶级不但不努力保护日益衰落的德川家康家族的权力，反而鼓动人们去消灭它，农民也一样显得异常冷漠。倒幕运动是由失意武士发动起来并完成的，乡民萎靡、意志消沉，没有为自己的解放事业而奋起。”（XXX，p.290）中国和日本之间历史环境的区别非常明显。虽然不能过分地强调这两个国家的农民在社会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但是，日本农民的行为告诫我们不要过于乐观地认为中国农民具有“革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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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Meadows，Rebellions，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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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刘基（1311—1375）《诚意伯文集·郁离子·瞽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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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Frank Brinkley，China （1902），II，p.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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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Meadows，Rebellions，pp.27-28。斜体字为原作者所标〔编者按：译本改为着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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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孟学斋日记》，甲集，首集下，64b，癸亥年（1863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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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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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Frank Brinkley，China，XII，p.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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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Meadows，Desultory Notes，p.191.有关造反因不正确领导而失败的事例很多。Hosea 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pp.440-441，引自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2年5—11月，1833年3—5月的记载，说明这种情况：“我们主要的兴趣在于最扰乱的各省的叛乱活动，广西全省各地，尤其是在粤、桂、湘三省交界处的山区。在这里，1832年2月5日，赵金龙身穿绣有‘金龙王’三字的黄袍团补服，发动了一场叛乱。起初，叛军攻占了四座有城墙的城市和许多村子，湖南提台〔提督〕战死。6月，据报一支人数达30，000人的叛军打败了由湖广总督〔编者按：即卢坤，原文为Caton viceroy〕统率的官军，官军损失2000人；同月，位于广州南面香山的武装叛军，发动了许多劫掠行动。7月，湖广总督又一次战败，只得从广州增派援军，这样官军人数达到15，000人。10月，据报叛军被扫平，但是到11月，又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1833年3月，叛乱被真正地镇压下去。据说，政府花了一大笔钱收买了叛军的领袖，同时凌迟〔砍头之前，先一片片割下身体非致命的部分〕处死了‘金龙王’的5名亲属。”〔编者按：《大清历朝实录·宣宗朝》卷二百五、二百六、二百十五、二百二十三诸卷亦载猺人之叛，叛乱领袖名为“赵金陇”，另外可以参阅魏源《圣武记》卷七《道光湘粤平猺记》，与外文所记，互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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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赵翼《廿二史札记》，36/23a和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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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淮安府志》，29/6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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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史记》，89/1a-2b。余英时在《新亚学报》第一卷第二期第209—280页上发表《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详细论述说，没有“士族大姓”的参加或指导，王权就不能长时期地维持；聚集在逐鹿者周围的“饥民集团”，只不过是帮助推翻旧王朝。参见笔者对余氏的评论，见Journal of Asian Studies，XVI （1957），pp.61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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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新唐书》，卷二二五下，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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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旧唐书》，卷二百下，4b-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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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赵翼《廿二史札记》，36/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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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明史》，309/6b。还请参见同书309/2a-b和10a；赵翼《廿二史札记》，20/26a。根据赵翼所说：“牛金星乃举人不第者，每肆毒于进士官，而戒军中勿害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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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James B.Parsons，“The Culmination of a Chinese Peasant Rebellion：Chang Hsien-chung in Szechwan，1644-1646，”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XVI （1957），p.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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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明史》，309/17b-18a。Parsons，“Culmination of a Chinese Peasant Rebell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XVI，p.399，就张献忠和绅士的关系评价说：“张没有针对绅士做出详细的计划而有效执行的诉求。他选任的主要军师（汪兆麟）是一个反对传统绅士观念的人物。这样，张献忠在极端愤怒之中，采取极端恐怖的措施对待所有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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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The Chinese Repository，XIX （1850），p.568，记载了广东韶州叛乱队伍发布的文告，不可能出自农民之手。文告说道：现在的朝廷只是异族满人的朝廷。他们虽然人数少，但是利用武力统治了中国，征收税赋。从而明白昭示，任何人只要武力强大都可以从中国夺走财富。……满人夺走了我们中国本部十八省的财富，任命官吏压迫我们。而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就必须向他们纳贡称臣呢？然而，如果认为所有明显同情“匪”的绅士和知识分子都一定会积极参加“匪”的事业，那也是错误的。其中一些绅士和知识分子参加，只不过是为了保证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全。他们随着环境的发展变化，在此时会支持造反，在彼时就会支持官军镇压。曾国藩就观察到了这种行为。他在写给骆中丞（秉章）的一封信中说道：“常宁会匪不下四五千人，此次杀戮仅二百余人，其余聚则为匪，散则为民。如洋泉、杉木等处绅庶，见贼胜则戈矛以助贼势，见官兵胜则箪壶以犒王师。”参见《曾文正公书札》，4/12a。这种绅士明显不会对叛军提供什么有用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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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Martin，A Cycle of Cathay（1896），p.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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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冯桂芬《显志堂集》9/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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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Von Richthofen，Letters，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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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p.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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