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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个两种不同模式（“乡—里”和“乡—都—里”）并存于一个地区的事例，或许透露出简化的变迁过程。修纂者在一注解中补充说：“钱塘旧凡一百六十里；每图田地多寡不均。”因此，该县的里甲体系显然是从“乡—都—里—图”的四级模式简化到“乡—都—里”的三级模式，而且正向着“乡—里”的两级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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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一种两级模式，是由于“都”和“里”两个层级相互重叠出现的。附表1-5就反映了嘉庆年间（1796—1820）广西藤县的组织情况。[2]有趣的是，表中5乡（孝义乡、仁封乡、感义乡、义昌乡和太平乡）各下辖一些“都”（修纂者列出了各都的名字）和特定数量的“里”（没有列出里名），各乡的都数和里数都一样；至于宁风乡，则下辖7个指名的都和7个指名的里，两者的数量也是一样。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假定，在藤县地区，“都”和“里”是同义的，都用来指相同的税收组织；该县的组织设置实际上是两级的：“乡—都=里”。《湖北通志》（1921）暗示了“里”可能在组织演变的过程中为“都”所取代。修纂者引用《光绪（湖北）舆地记》指出，湖北松滋县两个乡原来总共有21个里，但“今分二十一都”；其中9个都为高乡所辖，其余12个都为低乡所辖。类似的情况见于该省的枝江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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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5：广西藤县的乡村组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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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云南、广西和安徽一些地方存在另一种两级制的变式。《鹤庆州志》（1894）就描述了云南鹤庆州的税收组织情况，可部分汇整如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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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遥远的山村地区（当地称为“山外”），其设置情况与上述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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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点需要考虑到。其一，如上表清楚所示，由于“村”也名列其中，我们不能完全断定它并不是税收组织体系中的一个层级。但是，这些村并没有像其他事例中的“村”一样，明指是由其上层单位所“辖”的，因此它们很有可能不能被当作税收组织体系中的一个层级。其二，“甲”前面各种各样的名字（如西邑、南庄等等）究竟是指“甲”的上级组织呢，还是指没有上级组织的临近各甲？这一点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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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类似鹤庆州“乡—图”模式也见于广西南宁府[5]和安徽庐州府[6]的一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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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种接近“乡—图”模式的变形见于湖北省安远县〔编者按：应为远安县〕。《湖北通志》（1921）引用19世纪晚期的一本地理著作说，该县以前划分为3个里，但后来划分为3个乡。其所辖的“铺”分为三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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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湖北通志》修纂者所说，这是“里”被“乡”取代的少数事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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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一种两级模式事例比较独特，“乡”和“都”在同一地区共同存在，而“里”又成了“图”的同义词，从而构成了一种有双线命名的两级组织模式。《扬州府志》（1810）这样描述了江苏仪征县的组织设置情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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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大多数“里”相当罕见地依其所属的“都”的数字来命名。“五一里”表示第5都的第1里。“四都里”表示该里属于四都；而该都只辖1个里。根据这个事实，我们可以推断“怀义乡”可能就是“三都”，在城都和新城都分别是该县的“一都”和“二都”。我们所要指出的第二点是，在《扬州府志》中，“太平乡”之名紧跟在“西广陵乡”之名之后，即“西广陵乡，太平乡，七都”。出现这样不一致的情况，可能的解释是，两乡之一（或两乡）的人口减少，以致户数不足以单独构成一个主要纳税组织。因此合并为1个都，即“七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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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府另外两个县的情况同仪征县的稍微不同。根据同一地方志[9]的记载，江都在明代划分为28个主要的税收组织，其中8个乡和1个都共辖118个里。雍正十一年（1733年），这些税收组织重组为6个都，命名为“一都”“二都”等等；除了“一都”辖12个图以外，其他各都各辖11个图。同样的，根据同一地方志[10]的记载，东台县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初设时，分为8个都，各都辖数量不等的图（最少5图，最多10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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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事例指向一个有趣的结论：清政府在设置税收组织时，并没有一贯地遵循官定规则。东台县的个案尤其有趣，因为它晚到1768年才设置。很有可能，由于“都—图”称谓在地方上已经根深蒂固，因而设置税收体系的地方官认为将它移除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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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无锡县的“区—都—图—甲”四级模式的简化版，出现在同一省的甘泉县。据《扬州府志》[11]，这种形式确定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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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领图十一；二区，领图十一；三区，领图十；四区，领图十；五区，领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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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江苏省还有一种两级的变式。根据《淮安府志》（1884）[12]，山阳县〔编者按：应为阜宁县〕划分为4个主要税收组织，其名字为仁字、义字、礼字和信字〔编者按：应为“智字”〕，各“辖”10个图，命名为“一图”“二图”等等。不过，我们无法断定该县主要单位是“都”“里”，还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