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101400
1703101401
（八）未注明刊印时间的《甘泉县乡土志》，记载了一种最为奇特的两级组织模式。据该地方志的记载，位于陕西西部边界上的甘泉县划分为两个大里[13]：
1703101402
1703101403
1703101404
1703101405
1703101406
应该指出的是，在本志中，用来指称高一级和低一级的组织单位的“里”字，它们的写法是完全相同的。
1703101407
1703101408
（九）“乡—庄”组织模式，存在于浙江新城县。《杭州府志》（1898）[14]记载，该县划分为15个乡，每乡相当于1个里，各辖数量不等的庄（最少5庄，最多11庄，共123个庄）。
1703101409
1703101410
（十）一个相关的变式见于广西容县。11个里辖489个庄。《容县志》（1897）的修纂者解释说：“有明分邑境为十六图，寻改为十一里。”[15]
1703101411
1703101412
（十一）在广东清远县，乡村地区设“乡”，相当于“都”一级，由此而出现以下编组[16]：
1703101413
1703101414
1703101415
1703101416
1703101417
（十二）在一些孤立的事例中，“村”成了“里”的上级单位；例如湖北荆门直隶州。根据《湖北通志》[17]，荆门原有8个乡分为59个里。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发生了一些变化，当地的税收体系变成这样：
1703101418
1703101419
1703101420
1703101421
1703101422
（十三）在四川新繁县，“村”也是上级组织单位，但样式不同。《新繁县乡土志》（1907）记载说，该县“区为四村”，村又划分为数甲，情况如下[18]：
1703101423
1703101424
1703101425
1703101426
1703101427
其余两村也各有3个甲，每甲领数量不等的小村。遗憾的是，修纂者没有解释构成“甲”的“小村”有多少，以及“甲”之上的“大村”有多大。这个独一无二的事例看起来实际上是三级模式的变种；把它列在这里，仅仅是因为它酷似前面的案例，以“村”作为上级税收单位。
1703101428
1703101429
（十四）广西贺县提供了一个试图将名称标准化的罕见事例。根据《贺县志》（1934）的记载，该县在19世纪中叶之前共有18个里，各里均辖10个甲。不过，其中一些里，称为“乡”或“都”，由此而出现了下列相当混乱的情况[19]：
1703101430
1703101431
1703101432
1703101433
1703101434
1865年（同治十四年）〔译者按：应为同治四年〕，知县柳增秀“更定里甲粮户”，将上列所有组织单位统一称为“里”。然而，这名地方官虽然将名称统一了，但在实际编组上却作了变动。他没有按照贺县前面的模式，让每里辖10甲，而是将全县税户编为18个里，每里辖数量不等的税户，因而实际上取消了甲。由于他保留了原来的里的集合（上六里等），却没有将它们设置为新的里之上的真正机构，因此，他所推行的新组织体系实际上是个一级模式。
1703101435
1703101436
类似的一级模式也存在于湖南宜章县。根据《湖南通志》（1885）[20]，该县有7个里和6个都。它们（和广西贺县的一样）大抵是同一个层级的单位。
1703101437
1703101438
实际上相同的一级组织模式也存在于鹿邑县（河南）。这个事例特别能说明问题，因为该县里的层级据说在明代称为“图”或“乡”而不加以区别，但“里”的名称在清朝康熙年间被确立。《鹿邑县志》（1896）[21]的修纂者对此作了如下相当清楚的说明：
1703101439
1703101440
明洪武分县田户为十四图……成化三年增图六、乡十有四。……通前为三十四里。……国朝康熙间增厂十、里四，……遂为四十八里。
1703101441
1703101442
[1] 《杭州府志》，5/21a-b。
1703101443
1703101444
[2] 《藤县志》（1908），3/67a-87a。
1703101445
1703101446
[3] 《湖北通志》，34/1053，引《光绪（湖北）舆地志》。
1703101447
1703101448
[4] 《鹤庆州志》（1894），17/2a-7b。
1703101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