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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学者提出的质疑，是从“政府应该干什么”或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样一种视角出发，重新评估王安石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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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对于中国来说，减少集权垄断，增进民间经济活力，尤为重要。因为无论是汉代盐铁专卖，还是王安石变法，都是依靠政府集权，官办官营，其后果往往是窒息民营，剥夺民财。这样一种高度集权的传统，不利于调动全社会经济创造的积极性。明清以来，经济渐渐陷入积贫积弱状态，与缺乏民间活力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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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进一步加重经济集权，从而严重压抑了社会活力。学者叶坦在《大变法》一书中说，王安石变法有一些积极内容，但从整体上看，则是一次强化专制集权的事件。不仅在政治上更专制，而且在经济、文化上也强化了专制，以保甲法加强了对百姓的管制，把一个本来已经有可能走向开放和民主的社会体制，又逆转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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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理学家批评王安石，重点是斥责王安石着眼功利，不合儒家正宗。这与今天批评王安石搞命令经济、国家垄断、强化专制，在内涵上有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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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这是不是以今天的认识标准来要求古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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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每个时代的人评论王安石，都是从自己的时代立论，表达不同时代的认知与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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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一提起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就是国有化，就是否定市场经济，就是平均主义。梁启超就是这样理解社会主义的，他在1906年写了《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这篇文章，文章中说：“新社会之经济组织如何？以简单之语说明之，亦曰：国家自为地主自为资本家，而国民皆为劳动者而已，即一切生产事业，皆由国独占。”所以梁启超赞扬高度经济集权，说王安石是社会主义的老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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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梁启超是以1908年的标准“要求”王安石，倒不如说他是以1908年所能获取的思想视野重新评估王安石。从这种评论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思想界1908年的境况。今天我们评论王安石，与1908年对王安石的礼赞有所不同，这并不表明今天的思考又倒退回了南宋。恰相反，它表明今天的认知，比起梁启超的时代，又向前走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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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王安石时代的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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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生活在11世纪东方，当时西欧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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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西欧，基督教会势力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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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儒家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是，西欧教会以及大土地所有者也蔑视商业，这是农耕社会的共同特点，西欧当时也是农耕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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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教会认为，商业利润是一件罪恶的事情，是拯救灵魂的障碍。一部宗教著作的名言就是：“商人难以取悦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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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商人吸引劳动力离开土地，而大土地所有者以农为生，所以大土地所有者也本能地反对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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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欧洲也曾有过“义利之辩”。教会认为提升道德与追求赢利互相敌对，绝对不能相容，所以千方百计反对利润和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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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著名历史学家皮朗在《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一书中，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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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叫做圣·格腊耳的主教，在罗马买了一件主教袍。他离开罗马，在帕维亚这个地方遇到一群威尼斯商人。主教把自己买的教袍拿出来给商人们看，并介绍他买这件教袍花了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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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商人一听，称赞他很上算。原来，这件教袍，在君士坦丁堡要花更多的钱才能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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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腊耳听了，不但不高兴，而且很气愤。气愤什么呢？他觉得少花钱买了这件教袍，是不道德的，是欺骗了卖主。他立即把差额寄给了罗马的服装商，不愿意贪便宜而犯贪婪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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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当时一些银行家去世时的遗嘱吧。这些遗嘱大都写明，应该对穷人进行赔偿，并把部分财产捐献给教会，这样就可以在最后审判时得到赦免。这不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银行家生前受到的压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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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王安石不同的是，西欧的教会和大土地所有者虽然持有这种观念，但他们并没有采取什么强制性法律压制和剥夺民间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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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的西欧，城市经商是自由的。皮朗说，从10世纪到13世纪，各地诸侯也好，驻节的主教也好，市政管理者也好，“从来不曾在控制商业活动方面做过任何尝试，我们也决计找不到什么可以叫做经济政策的迹象”。当时西欧各国政府和地方王侯都保护商人，设立路警，打击匪徒，努力把商人吸引到自己的国家，增加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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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战争发生的时候，逮捕敌方商人的事时有发生。但是皮朗告诉我们，这些措施不会持续下去，“一旦和平恢复，也就一切如常了。以夺取对方市场或是侵占对方产业的做法来打垮敌人，这种想法当时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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