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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1495 当今学者提出的质疑,是从“政府应该干什么”或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样一种视角出发,重新评估王安石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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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1497 纵观历史,对于中国来说,减少集权垄断,增进民间经济活力,尤为重要。因为无论是汉代盐铁专卖,还是王安石变法,都是依靠政府集权,官办官营,其后果往往是窒息民营,剥夺民财。这样一种高度集权的传统,不利于调动全社会经济创造的积极性。明清以来,经济渐渐陷入积贫积弱状态,与缺乏民间活力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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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1499 王安石变法,进一步加重经济集权,从而严重压抑了社会活力。学者叶坦在《大变法》一书中说,王安石变法有一些积极内容,但从整体上看,则是一次强化专制集权的事件。不仅在政治上更专制,而且在经济、文化上也强化了专制,以保甲法加强了对百姓的管制,把一个本来已经有可能走向开放和民主的社会体制,又逆转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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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1501 南宋理学家批评王安石,重点是斥责王安石着眼功利,不合儒家正宗。这与今天批评王安石搞命令经济、国家垄断、强化专制,在内涵上有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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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1503 或问,这是不是以今天的认识标准来要求古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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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1505 其实,每个时代的人评论王安石,都是从自己的时代立论,表达不同时代的认知与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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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1507 20世纪上半叶,一提起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就是国有化,就是否定市场经济,就是平均主义。梁启超就是这样理解社会主义的,他在1906年写了《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这篇文章,文章中说:“新社会之经济组织如何?以简单之语说明之,亦曰:国家自为地主自为资本家,而国民皆为劳动者而已,即一切生产事业,皆由国独占。”所以梁启超赞扬高度经济集权,说王安石是社会主义的老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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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1509 与其说梁启超是以1908年的标准“要求”王安石,倒不如说他是以1908年所能获取的思想视野重新评估王安石。从这种评论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思想界1908年的境况。今天我们评论王安石,与1908年对王安石的礼赞有所不同,这并不表明今天的思考又倒退回了南宋。恰相反,它表明今天的认知,比起梁启超的时代,又向前走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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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1514 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1703108680]
1703111515 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王安石时代的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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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1517 王安石生活在11世纪东方,当时西欧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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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1519 当时的西欧,基督教会势力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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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1521 与中国儒家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是,西欧教会以及大土地所有者也蔑视商业,这是农耕社会的共同特点,西欧当时也是农耕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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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1523 当时的教会认为,商业利润是一件罪恶的事情,是拯救灵魂的障碍。一部宗教著作的名言就是:“商人难以取悦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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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1525 因为商人吸引劳动力离开土地,而大土地所有者以农为生,所以大土地所有者也本能地反对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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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1527 中世纪欧洲也曾有过“义利之辩”。教会认为提升道德与追求赢利互相敌对,绝对不能相容,所以千方百计反对利润和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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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1529 比利时著名历史学家皮朗在《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一书中,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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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1531 一位叫做圣·格腊耳的主教,在罗马买了一件主教袍。他离开罗马,在帕维亚这个地方遇到一群威尼斯商人。主教把自己买的教袍拿出来给商人们看,并介绍他买这件教袍花了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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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1533 这些商人一听,称赞他很上算。原来,这件教袍,在君士坦丁堡要花更多的钱才能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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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1535 格腊耳听了,不但不高兴,而且很气愤。气愤什么呢?他觉得少花钱买了这件教袍,是不道德的,是欺骗了卖主。他立即把差额寄给了罗马的服装商,不愿意贪便宜而犯贪婪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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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1537 看看当时一些银行家去世时的遗嘱吧。这些遗嘱大都写明,应该对穷人进行赔偿,并把部分财产捐献给教会,这样就可以在最后审判时得到赦免。这不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银行家生前受到的压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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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1539 但是,与王安石不同的是,西欧的教会和大土地所有者虽然持有这种观念,但他们并没有采取什么强制性法律压制和剥夺民间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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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1541 在中世纪的西欧,城市经商是自由的。皮朗说,从10世纪到13世纪,各地诸侯也好,驻节的主教也好,市政管理者也好,“从来不曾在控制商业活动方面做过任何尝试,我们也决计找不到什么可以叫做经济政策的迹象”。当时西欧各国政府和地方王侯都保护商人,设立路警,打击匪徒,努力把商人吸引到自己的国家,增加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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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1543 当然,在战争发生的时候,逮捕敌方商人的事时有发生。但是皮朗告诉我们,这些措施不会持续下去,“一旦和平恢复,也就一切如常了。以夺取对方市场或是侵占对方产业的做法来打垮敌人,这种想法当时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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