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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农业税叫赋税，或称田赋，这是对应着地来说的。明朝是农业经济，赋税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基本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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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赋税，农民还要服徭役，即无偿劳役，这是对应着人来说的。朝廷认定老百姓有替国家服劳役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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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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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沿袭唐代两税法，八月之前收夏税，第二年二月之前收秋粮。明朝开国洪武初年（1368年），两税是实物税，一般夏税交小麦，秋粮交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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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没过几年，政府扩大征收范围，下令农民在米麦之外，按田亩比例，交纳一定数量的丝、麻、棉。这样，丝、麻、棉作为附属交纳物，成为新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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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还规定，如果不交丝、麻、棉，可以改交一定数量的绢、麻布和棉布。这样，绢、麻布和棉布作为顶替物，成为新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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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米麦叫做本色，其他顶替物叫折色。随着时间推移，这样一项一项加下去，加了100多年，到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据《明会典》统计，各地本色、折色和削尖脑袋想出来的税收名目多到四五十项。就好像在2006年我国免除农业税之前，各地农业税费名目繁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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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赋税还有官田、民田的区别。凡属于公家的叫官田，也租给农民种，收税比民田重。《明史·食货志》说：“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均为当时计量单位），民田减二升。重租田（转手）八升五合五勺。”民田中最差的地块，收税三合一勺。这里规定的税收就比较杂乱，给官员豪强上下其手提供了许多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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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朱元璋打天下攻到苏州时，遭到张士诚强烈抵抗，朱元璋为了报复，破城之后大大加重苏州一带的赋税。地方官拍马屁兼贪污，又擅自加重，相当于其他地方赋税的两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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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够乱的了，再加上长期以来土地兼并、产权混乱，开荒不报，以及暗中把官田改为民田，把好田说成坏田，甚至连地带人躲入皇亲勋贵豪强之家以避税等等，更是混乱不堪，一团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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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是谁来收税呢？明初规定，设粮长这个民间职务，负责收粮、运粮。以1万石粮食产量为一个粮区，每个粮区推选两个富裕的主儿当正副粮长。粮长负责催税收税，收上来还要负责押运，甚至负责运到京师。久而久之，粮长里边产生了不少腐败分子。他们或者贪污税收，或者把自己应缴的税摊到管区民众头上缴纳，或者避强欺弱，专拣老实的农民往死里整。还有些粮长本身性格懦弱，收不上来税，只好自己破产交齐。另外，收粮运粮的过程中，要打点各方权势部门和人物，所费奇多。当时一个县里办一次收粮运粮的事，就有上百个中人之家破产，“害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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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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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规定，年十六成丁，成丁服役，六十而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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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徭役有3种：一是里甲，二是均徭，三是杂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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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甲。以相邻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选人口多、收成多的十户为里长。还剩下一百户，这一百户分为十甲，每十户为一甲，再选甲首一人。每一年，由里长一人和甲首一人率领一甲之户服劳役。这拨人在这一年里叫做“当年”，即当年轮值的意思。就这样，10年一周按顺序大轮回。干什么呢？催缴税粮，传达命令等等。每10年重新统计户口，编定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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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徭。按家产以及人口多少抽人服徭役。家境好人口多的应当多服，家境差人口单薄的应当少服，所以叫做均徭。均徭又分力差和银差两种。保安、巡夜、押运、做饭、挑夫、看仓库、当服务员等等活计，需要亲身前往服役，所以叫做力差（出力当差）。另外，供给官府、学校和公有部门柴火、马匹、盘缠、纸张、厨料等等，都要由民众白送，或者交钱替代，因此叫做银差（出钱代差）。这些差事，也是按照里甲编定的顺序，10年一次轮回，但与服里甲的时间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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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泛（杂役）。除里甲、均徭之外，还有很多不定时的临时杂事，如修路、运输、修河道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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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3种徭役，以均徭的力差和银差为主体，所以很多著作谈到明代徭役的时候简化从事，说明代徭役分为力差和银差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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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人服徭役的办法，明初规定，田一顷，出丁一人。张家有一顷田好说，王家不够一顷怎么办？那么与李家赵家凑一凑，凑够了一顷，出丁一人，三家自己商量出谁，徭役是与土地紧密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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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是规定，后来全乱了。原因当然极其复杂，比如人口增减流失未能及时统计或故意统计不实；比如官吏与里长勾结，收受贿赂，不按人口及田亩真实情况抽丁；比如豪强大户以种种理由逃避重役（修河道之类），人不敢问；再比如到了嘉靖时期，许多力差都演变成银差，但官府收了银之后，仍然变着法子让你服力役，结果是既交钱又出力，导致“无名供应之费，不时科敛之需，日日烦扰，其苦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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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赋税徭役之外，还有岁贡（各地每年向朝廷进贡土特产）。有的地方把岁贡计入赋税，有的地方是另行摊派。明代初年，一个地方进贡约计十几种，到明中叶竟增加到1000种。像朝廷太医院药材每年就需要20多万斤，至于绫罗绸缎更是翻番索求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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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苛捐杂税和徭役真是林林总总、名目繁多、乱上加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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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改革的呼声出来了，这就是一条鞭法，或者称为一条编。总之是把眼花缭乱的项目化繁为简，总编为一条，所以称为一条编。“鞭”是“编”的假借或俗称，叫惯了，就成了一条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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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是宣宗宣德五年（1430），浙江巡抚（中央监察部门派出的地方大员）周忱和苏州知府（一把手）况钟提议，打破官田、民田税收混乱的状况，将官田一律按民田标准收税。被户部（财政部）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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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顾炎武《日知录》载，嘉靖二十六年（1547），嘉兴（浙江嘉兴）知府（地方行政一把手）赵瀛也提出建议：“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切以三斗起征。”江南有的地方就悄悄按这个办法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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