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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四十五年（1566），一个叫庞尚鹏的浙江巡按御史（中央监察部门派出的地方大员）在管区推行一条鞭法。他的创新是，一个县所有的徭役，完全由政府花钱雇人完成，停止征派农民无偿服役。钱从哪里来？庞尚鹏定出一个上户、中户、下户的新标准，以此重新划分交税等级。丁和粮都多的，算上户；一般有丁有粮的，算中户；有丁无粮的，算下户。先把一个县雇用劳动力发工资的总钱数计算出来，然后按照一定比例，把所需资金摊派到上户、中户、下户的交税额中，一起收缴。这样，自明初开始实行的按里甲服役的办法，完全废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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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有海瑞、刘光济、周如斗等官员，在南京、江西、福建等地先后推行类似措施，一条鞭法在南方各地实践中慢慢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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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鞭法并不是张居正的发明，但他对此极为关注。他研究了南方各地的经验，在万历四年（1576）下令，先在湖广地区试点一条鞭法，取得成效之后，再向全国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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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身为首席宰相的张居正，展开了大量工作，因为有些部门和官员反对一条鞭法。比如户部尚书葛守礼就说，一些地方在推行一条鞭法的过程中，官吏确定税额时收受贿赂，“弊端百出”。张居正承认有些弊病，但总的来说，是一个很大进步。他在给一位官员的信中说：“一条编之法，近亦有称其不便者，然仆（我）以为，行法在人，又贵因地（因地制宜），此法在南方颇便，既与民宜（方便），因之可也，但须得良有司（负责任的官员）行之耳。”（《答总宪李渐庵言驿递条编任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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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万历九年（1581），在张居正大力推动下，朝廷颁旨在全国实施一条鞭法，一条鞭法遂成为通行的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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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明史·食货志》、《续通考》和《明神宗实录》卷220等著作相关记载，万历年间一条鞭法的要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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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各州县的赋税、徭役、岁贡等种种项目统一编排起来，总为一项征收（收银子）。过去赋税和徭役分别征派，现在合并征收。这样就化繁为简，使地方很难再乱出税费新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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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徭役方面，过去有里甲、均徭、杂泛3种。其中，里甲按户派，征银差时叫户银。均徭和杂泛按丁派，征银差时叫丁银。现在取消户银，并且把均徭和杂泛中的部分差役转入地亩承当（以每亩地出粮再折算成银子顶替），这叫做“量地计丁”，即派差役时，不光是盯着人头了，也把地作为替代因素。具体办法是，或丁六粮四（派在人丁身上的徭役占六成，由地亩出粮顶替占四成），或丁四粮六，或丁粮各半。这方面的变化，表明开始由对人税转入对物税，这是一个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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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论赋税还是徭役，一律改为征银（一说在苏州、杭州、嘉兴地区继续征收本色粮食供朝廷食用，其余一概征收折色银），以货币代替了实物和徭役。过去徭役有力差和银差，现在取消力差，都改为银差，这叫“一概征银”，或“计亩征银”。实物税改为货币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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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过去征收粮食由民间自己征收押送（即上面提到的粮长制、里甲制等），现在改为官收官解（押送），即把银子交给政府，由政府去开支，购买粮食，雇人服役。这一改，也避免了各地粮长贪污作弊等种种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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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鞭法的改革，简化了赋税徭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它的主旨是多占田者多交税（计亩征银），使赋税徭役的负担趋向合理，为以后清朝实行“摊丁入地”制度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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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鞭法的改革还有利于一部分人摆脱徭役束缚，获得人身自由。农民增加了打工的机会，经商的人对此更是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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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亩征银”是实行货币税，比唐代两税法又前进一步，更加贴近现代税制。但是，唐代两税法有固定的全国征收总额，即以大历十四年（779）收入总额为准，分派到各地执行，后来执行过程中虽有增加，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一条鞭法没有确定全国征收总额，这就给各地预留了“出口为是”的横派机会。这个问题直到清朝初年实行“摊丁入地”（又称“地丁合一”）税制才获得解决，康熙五十二年（1713）规定，依康熙五十年（1711）各地所报人丁数作为丁税的固定总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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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行一条鞭法之后，农民的实际负担并没有减轻，特别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方，白银极为紧缺，因此导致了种种惨状，成为明末经济的一个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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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之后，各地贯彻情况仍然有较大出入，有的地方仅仅把徭役项目合而为一；有的地方仅仅将赋税的项目合而为一，或者把徭役的一小部分算到赋税里边。各地征收管制办法也多有不同，有的地方表面说是一条鞭法，暗中还是实行粮长、里甲制度。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一条鞭法仍然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赋役制度改革。没有张居正推动，这一项改革是无法在全国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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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山东郓城出土一块明代万历年间的石碑。石碑镌刻的文字说，县衙门临时修房子所用的资金和劳役，都是向农民征收和摊派的。石碑记载的事情是在推行一条鞭法之后，这说明，一条鞭法在执行过程中走了样。古往今来，地方官员搞形式主义蒙骗中央政府的事，实在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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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改革者的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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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曾感叹：当明朝发明了诏狱和廷杖时，英国却早在明朝建立100多年前就颁布了《大宪章》，限制王权，保障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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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也没有逃脱明朝专制的局限，这方面最突出的事情，是在他的操纵下，万历七年（1579）正月下诏毁掉全国书院，约64处。他的理由是反对空谈，反对以讲学为名牟利。他在《答郑藩伯》这封信中说：“若今之谈学者，则利而已矣，乌足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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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确是一个集中力量干大事、不尚争论、讲究实际的政治家，那些以营利为目的的书院，固然不足挂齿。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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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就砍杀教育。明朝学制，各府、州、县有府学、州学、县学。明初规定府学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宣德年间又有所增加。张居正下令整顿学政，规定：“大府不得过二十人，大州、县不得过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即四五名亦不为少。”砍了一半。在实际执行中，“督学官奉行太过，童生入学，有一州县仅录一人者。”这就太过分了。这一劣政，使张居正广受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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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一向有办书院的传统，上自达官贵人，下到布衣诸生，到处开办书院，召集学生门徒讲学。讲学的内容，或是先秦经典，或是宋明理学，或是阳明学说，或是评论时事。最著名的像万历三十二年（1604），罢官回家的顾宪成和他的弟弟顾允成以及高攀龙等人，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朝政。另外像崇祯六年（1633），张溥、张采等人在苏州成立复社，切磋学问，批评权臣，有2000多青年学子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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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书院最让当局头疼的是议论朝政，这当然对独裁专制十分不利。因此，明代围绕书院问题多次发生激烈斗争。明代比宋代特别是北宋要专制得多，对书院也多次禁毁。嘉靖十六年（1537）、十七年（1538）就曾下令毁掉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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