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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年（1576），何心隐被通缉，罪名是聚集门徒，扰乱时政。万历七年（1579），何心隐被南安（江西大余）把总（低级军官）朱心学抓获，解往武汉，被湖广（武汉地区）巡抚王之垣下令在监狱中用乱棍打死。何心隐在死之前对王之垣说：“公（你）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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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虽然曾经称赞张居正是“宰相之杰”，但也就何心隐之死撰文揭露张居正。李贽说：武昌数万民众看到街头贴出的何心隐罪行告示，都为何心隐喊冤，这是人心所向。杀何心隐的人，是为了讨好张居正，大家都知道是张居正授意地方逮捕和杀害了何心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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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者容肇祖说，杀何心隐的人，知道张居正的心思，是想以此拍张居正的马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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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在《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中说：“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谭（谈）废业。”何心隐为了办书院讲学，耗尽家财也不顾惜，当然为张居正所不容，何况他与张居正在思想上冲突已久。王阳明说：心念一动，即是行了。老百姓心念一动当然不行，但像张居正这样权势遮天的人，心念一动，当然就行，无数的人就会奔走起来，愿为前驱。打死何心隐当然用不着张居正亲自动手，然而张居正却要为此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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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曾经拟定重用人才的文件，其中说：“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这就是说，凡是有“异端”思想的，文章再好也不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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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与王安石一样，都是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者，都不如春秋时期的子产。张居正追杀有不同意见的人，显然比王安石更恶劣，更严重，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改革者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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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入大火如入清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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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火如入清凉界，这是张居正独特的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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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能把人烧焦；清凉界，能使人心静如怡。这看似截然对立的两种境遇，在张居正那里却圆融无碍，完全打通。外在的“色”（物质环境），完全服从于内心的“空”。内心能够从任意一种角度调整客体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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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有哲学家的天才和透彻，熊十力说他深深得力于《周易》和《华严经》。华严宗讲宇宙万般境界，都可以即出即入，互涉互入，哪怕是极端对立的法相（一切事物及意识），也能够统一于空寂之中。所以，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能够相融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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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学者嵇文甫在《晚明思想史论》一书中则说：“综观江陵生平言行，尊主威，振纪纲，明赏罚，核名实，讲富强，重近代，孤立一身，任劳任怨，纯是法家路数。”实际上，张居正是杂糅儒、法、佛、道，兼而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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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曾多次表达他的出世思想。“仆（我）少耽沉寂，每有出世之想，不意中道（中途）为时所羁绁（羁绊）。”这样的表述，在他的文集中所在多有，不能说这是撒谎骗人。他长期在风口浪尖讨生活，难免会作如是想。美学家朱光潜的一句话，可能符合张居正的实际，这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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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与李中溪书》等文章，的确闪烁着这样一种灵性与悟性。他说：“居正以退食之余，犹得默坐澄心，寄意方外，如入火聚得清凉门。以是知山寺幽栖，风尘寓迹，虽趋舍不同，静噪殊途，其致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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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居正那里，大火就是清凉界。他是以这样的气概，这样的穿透精神，这样的悟性根基，投身于“一身万死”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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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他的口头禅：“别无他常，但性耐烦耳！”；他的两句偈语：“愿意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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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自慰、自励和自解当中，难道还体验不到他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吗？他时时处于大火之中，又无所逃避，所以只有借助佛教，实现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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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但以赫赫威势弹压群臣，强力推进改革，而且还以道德之师自命，与皇室展开激烈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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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三年（1569），好游无度的穆宗向户部索要30万两银子，张居正以军费吃紧为由反对，穆宗只得减少为10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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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六年（1578），大太监要求购置珠宝，张居正严词拒绝，说是国库不足，应该停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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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对待年幼的神宗，就像一个严厉的小学教师对待学生一样。有一次，神宗背诵《论语》的时候，把“色勃如也”背成了“色背如也”，张居正严斥道：“应当读‘勃’！”吓得神宗赶快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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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登基之后，李太后的父亲李伟筹备自己的墓葬，要求朝廷拨给资金，神宗下旨从优从厚。张居正认为只能参照旧例，不能乱来，拒绝了额外支出，李太后只得默默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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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又援引旧例，要给李太后的叔叔封官，张居正查阅档案，发现旧例已经作废，于是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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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五年（1577），神宗下旨翻修两位太后居住的宫殿。张居正说不必要，两宫落成才两年，开支“省一分，则百姓受一分之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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