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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朽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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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诏中反复出现的“议政”一词，就是指开懋勤殿，而最核心的一句是“朕位且不能保”。光绪过去从没有对臣下说过这样的话，这说明形势危到了极点。我们可以想象光绪在14日见到慈禧之后，围绕“议政”问题的争论之激烈。慈禧已经忍无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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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9月18日，慈禧看到御史（监察官员）杨崇伊及其他人的重要奏折。杨要求慈禧立即训政，理由除了指光绪纵容康有为、孙中山之外，一个最具现实威胁性的是说康有为等正在运动日本前首相、明治维新的重要角色伊藤博文担任光绪的改革顾问，加以重用。奏折说：“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当时北京政界盛传此言，汹汹然信以为真。慈禧对此十分惊惧，决定于19日从颐和园回城，在20日监督光绪会见伊藤博文的情况。其实，光绪20日接见“自行游历”的伊藤博文才持续15分钟，问了问日本改革的一些情况，并未委以什么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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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维新派有些人的确在底下运作此事，希望伊藤博文留在光绪身边；但是光绪并没有这样的计划，而保守派又将此事放大到耸人听闻的地步，使慈禧惊恐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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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慈禧发现，虽然她多次令光绪驱逐康有为出京，但光绪并未贯彻，康有为还留在北京。慈禧对此最为警惕，她认为康有为对光绪最有影响力，所以最仇恨康有为，并认为康有为正在与光绪策划不可告人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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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时情况来看，自光绪决定罢免六大臣并提拔谭嗣同等人之后，慈禧与光绪的关系已绷得过紧，稍有刺激便会折断。这以后发生的三件事，使慈禧怒不可遏，觉得光绪大大越界，必须紧急制止，因此在21日发动了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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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政变当天，下旨逮捕康有为、康广仁（康有为之弟），第三天逮捕谭嗣同。慈禧给康有为定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假如慈禧此时已得到荣禄密报，知道康、谭等策动袁世凯杀荣禄、围攻颐和园的话，一定会宣布这一大罪状，而不会避重就轻，替康有为遮掩。再有，也绝不会留出时间让谭嗣同逃跑。由此判断，慈禧是在政变之后（一说为政变第二天），才得到荣禄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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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慈禧迫害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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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从不同方面大肆清算改革，共展开三波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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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第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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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下旨通缉康有为、康广仁，并将御史（监察官员）宋伯鲁革职；23日和24日，先后在北京逮捕谭嗣同（34岁，军机章京）、杨锐（42岁，军机章京）、刘光第（40岁，军机章京）、杨深秀（50岁，监察御史）、康广仁（32岁，无官职，协助其兄改革）、林旭（24岁，军机章京）、张荫桓（62岁，户部左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当时负责京师矿务铁路总局）、徐致靖（54岁，礼部右侍郎）等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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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慈禧得到荣禄告密之后，以“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等罪名，下旨将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杨深秀、康广仁、林旭6人“即行处斩”，不审而诛，史称“六君子”。29日，下旨将张荫桓发配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1900年被斩于新疆）。徐致靖“永远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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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第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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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君子被杀之后，清廷暂停了几天迫害和杀戮。从10月4日起，慈禧又开始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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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整顿大内。4日，她亲自审讯，将亲近光绪和珍妃的太监杨瑞珍、杨长文、张得明、戴恩如4人残酷地当场“杖毙”，罪名是“干预国政”、“串通是非”，活活打死之后“抛入万人坑”。另10名同情光绪的太监分别处以“重责二百板、永远枷号”和“板责一百、枷号二年”的残酷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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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将光绪软禁在中南海瀛台，将瀛台所有建筑的门全部“堵砌”，并将孤岛瀛台通往对岸的桥板撤掉，派出大量人员看管。珍妃则被施以杖刑，禁锢在中南海淑清院。4年前（1894年），慈禧就曾抓住珍妃的一个过错，处死珍妃手下的太监，并命太监李莲英对珍妃进行“杖责”，有的史书还说是脱光了珍妃的衣服打棍子，果其如此，当是对皇妃前所未有的羞辱。慈禧这样做，当然是为了打击光绪。珍妃是光绪的最爱，慈禧对珍妃实施毒辣手段，乃至后来处死珍妃，给光绪造成了无法言表的精神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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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还同时对朝臣继续痛下杀手。自10月4日起，将李端、陈宝箴、陈三立、江标、熊希龄、王锡蕃、李岳瑞、张元济、王照、文廷式等人革职，“永不叙用”。后又陆续革职几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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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六君子之外，这些维新志士，在今人心中，恐怕已经“身名俱沉”。为追思改革百年之悲，特对部分革职者做一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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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端（1833～1907），贵阳人，刑部尚书（相当于司法部长）。光绪于9月4日罢免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大臣，5日任命李端为新的礼部尚书。李端1896年曾上《请推广学校折》，首次倡议设立京师大学堂（即今北大）。李端还将堂妹许配给梁启超，并向光绪推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革职发配新疆两年后赦还，回贵阳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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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箴（1831～1900），江西修水人。1895年任湖南巡抚（湖南第一把手），与按察使（负责法律、监察的副省级官员）黄遵宪、学政江标在湖南力行新政，办时务学堂，引进梁启超、谭嗣同讲学，是清末地方大员中力主变法的风云人物。革职后回老家隐居。1900年，慈禧下旨令陈宝箴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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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三立（1853～1937），陈宝箴之子，著名诗人，吏部（相当于中央组织部）主事。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合称“维新四公子”，协助父亲在湖南推行新政，革职后陪父亲隐居。后与人合办铁路公司。1911年时反对武昌起义。以后日趋保守。1928年，徐悲鸿为陈三立画像。其子陈寅恪、陈衡恪分别为著名史学家、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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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1870～1937），湖南凤凰县人，翰林院庶吉士（皇帝顾问机构的中低级官员），协助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任时务学堂总理。民国成立后进入政界，历任财政总长、国务总理。后辞职专心于社会事业，创办香山慈幼院并投身抗日救亡。毛泽东说：“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周恩来说：“熊希龄是袁世凯时代第一流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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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1867～1959），原籍浙江海盐，出生于广东，总理衙门章京。被光绪破格召见，陈述意见。张元济曾建议设“议政局”总揽大权进行政治改革。革职后下海主持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中国出版业奠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毛泽东曾接见张元济，询问当年光绪召见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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