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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说:“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满洲、蒙古,皆吾同种”,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因此不应把排满作为政治运动的首要任务。问题在于专制,而不在于民族界限,通过立宪解决了专制问题,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问题自然可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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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派追溯历史说,满族的祖先是肃慎人,是大禹的后人。周武王灭商之后,肃慎就来祝贺,献上特制的箭。周武王以礼相待,把箭分给异姓诸侯。西周、春秋时代中原地区的人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后来自汉至隋,肃慎改了三次名,仍然遣使入贡。唐朝在黑龙江设黑水都督府,派人担任长史。元朝和明朝也在黑龙江设立行政和军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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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最近之非革命论》等多篇文章说,满洲人在入关前为中国之臣民。明朝末年,满族军队利用关内的混乱“谋篡夺而获成功”,不能说是灭亡了中国。革命派掀起排满运动,“力言种族革命”,专以满洲为敌,是走上岔路,妨碍了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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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说:“若夫政治专制之不善,则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他还举出许多例子,如“军机除荣禄外,王文韶、鹿传霖、瞿鸿三相,皆汉人也”。说明清廷正在改变歧视汉人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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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君而无道,不能保民,欲革命则革命耳,何必攻满自生内乱乎?实推其意,不过为起兵动众借口耳!”“试观数年以来,推翻新政,禁报馆,捕党人,停学堂,止译书,其暴横之举,与前百年欧洲诸国之压制其民相等。今不二三年,已废八股、弓刀、漕运,开学堂,译西书,派游学,满汉通婚矣。风潮所卷,正反相承,其后不能复止。皇上(光绪)而能复辟,故能维新自强,已与民权。”(《答南北美洲诸华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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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立宪派不同意以满族为打击目标,主张不分满汉,全力以赴推进君主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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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方面,则把满族人视为外国人,坚持首先排满,恢复汉人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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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说,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他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说:“彼既大去华夏,永滞不毛,言语政教,饮食居处,一切自异于域内,犹得谓之同种也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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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说,由于满人夺得政权之后歧视和欺凌汉人,所以“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而不是只恨满族贵族统治者。他说,康有为和满族人“甘与同壤”,真是毫无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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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说,即使像支持变法的载(光绪)这样的人,也是“汉族之公仇也”,“况满洲全部之蠢如鹿豕(猪)者,而可以不革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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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辩论中,高擎民族主义大旗,声泪俱下讨伐异族的先锋,是你可能想不到的一个人物——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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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的汪精卫时在日本,自《民报》于1905年创刊起,他就在该报发表《民族的国民》、《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斥为满洲辩护者之无耻》等系列文章,力驳“满汉同化论”,痛斥立宪派,态度激烈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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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好冲动的汪精卫在《民报》创刊号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说:“满洲与我,族类不同……真若风马牛之不相及……彼以犬羊贱种,入据九鼎……对于我民族,则实为亡国灭种之寇仇,誓当枕戈泣血,以求一洗。”“驱除异族,民族主义之目的地也,颠覆专制,国民主义之目的地也,民族主义之目的地达,则国民主义之目的地亦必达,否则终无能达。乃国民梦之不觉,日言排满,一闻满政府欲立宪,则崭然喜,是以政治思想扣灭种族思想也。岂知其究竟政治之希望,亦不可得偿,而徒以种族供人鱼肉耶?呜呼,种此祸者谁乎?吾不能不痛恨康有为、梁启超之妖言惑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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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甚至在该文中提出了“一族一国”的彻底驱除异族的政治主张,他说:“吾愿我民族实行民族主义,以一民族为一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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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学者袁伟时所说,《民报》的基调和梁启超的《新民丛报》的重要区别,是《民报》把满族人视为外国人。用《民报》另一重要理论家朱执信的话来说就是:“夫满洲人之非我国人也,吾辈已熟论之。”孙中山也在1897年公开声明说:“帝位和清朝的一切高级文武职位,都是外国人占据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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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说,这种情绪高涨的直接后果就是,革命派没有把公民的自由权利摆到应有的位置,而启蒙运动的根本诉求恰恰是人的觉醒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从这一点来看,立宪派倒是克制了情绪化的冲动,理性思考,贡献良多。其实,康有为和梁启超,多年来遭清廷通缉,有家不能回,怎能不痛恨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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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以民族主义压倒了自由民主,压倒了保障公民权利的政治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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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不得辛亥革命刚一成功,1912年2月15日,南京政府诸位要人得悉清帝颁布《退位诏》第三天,就爬上紫金山祭奠明太祖朱元璋,祭文中说:清帝“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推翻帝制,全赖明太祖朱元璋在上天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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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辩论的第二个焦点是立宪与革命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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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力主立宪,反对暴力革命。他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书》一文中说,统计欧洲16国,除法国一国为大革命,其余十余国,都是通过立宪解决问题,“无有行革命者”。康有为说,法国搞大革命,动乱80年,死人数百万。那些搞革命起家的人,一旦掌握权力,就变成皇帝和君主,重新大搞镇压,剥夺民主和自由。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呢?“万里地方之大,四万万人民之众,五千年国俗之旧”,一旦想通过暴力革命“直入民主之世界”,那就如同台高三丈,没有台阶,而想一步登上去;河流宽广,不用舟船,而想一跃而过,那必然会掉到台下,堕入河中,导致新的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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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民主是最终境界。要想达到这个目标,需分三步走: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虽有仁人志士,欲速之而徒生祸乱,必无成功,则亦可不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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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也”。就中国而言,革命是个什么情况呢?康有为说,那就如同李自成打进北京,黄巢攻破长安,刘邦、项羽占据关中一样,“血流成河,死人如麻,秦、隋、唐、元之末季,必复见于今日。加以枪炮之烈,非如古者刀矛也。是使四万万之同胞,死其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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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康有为担心,一旦革命风暴刮起来,中国极有可能陷入四分五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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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1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了《释革》一文。他说,日本明治维新,实质上是一场革命,“明治以前为一天地,明治以后为一天地”,变化之大,犹如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变化。但维新之后,天皇在表面上仍然“安富尊荣,神圣不可侵犯”。这种立宪体制不是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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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长文《开明专制论》。梁先生当然认为非专制政体最好,但是鉴于中国现实,只能从开明专制做起。开明专制,指一种温和的专制,即在专制条件下,把关注民生、照顾全体民众利益作为施政目标。梁启超认为,开明专制是实现君主立宪的预备。当然,和君主立宪相比,开明专制是一种倒退,表明了梁启超内心的犹豫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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