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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说：“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满洲、蒙古，皆吾同种”，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因此不应把排满作为政治运动的首要任务。问题在于专制，而不在于民族界限，通过立宪解决了专制问题，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问题自然可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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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派追溯历史说，满族的祖先是肃慎人，是大禹的后人。周武王灭商之后，肃慎就来祝贺，献上特制的箭。周武王以礼相待，把箭分给异姓诸侯。西周、春秋时代中原地区的人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后来自汉至隋，肃慎改了三次名，仍然遣使入贡。唐朝在黑龙江设黑水都督府，派人担任长史。元朝和明朝也在黑龙江设立行政和军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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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最近之非革命论》等多篇文章说，满洲人在入关前为中国之臣民。明朝末年，满族军队利用关内的混乱“谋篡夺而获成功”，不能说是灭亡了中国。革命派掀起排满运动，“力言种族革命”，专以满洲为敌，是走上岔路，妨碍了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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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说：“若夫政治专制之不善，则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他还举出许多例子，如“军机除荣禄外，王文韶、鹿传霖、瞿鸿三相，皆汉人也”。说明清廷正在改变歧视汉人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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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君而无道，不能保民，欲革命则革命耳，何必攻满自生内乱乎？实推其意，不过为起兵动众借口耳！”“试观数年以来，推翻新政，禁报馆，捕党人，停学堂，止译书，其暴横之举，与前百年欧洲诸国之压制其民相等。今不二三年，已废八股、弓刀、漕运，开学堂，译西书，派游学，满汉通婚矣。风潮所卷，正反相承，其后不能复止。皇上（光绪）而能复辟，故能维新自强，已与民权。”（《答南北美洲诸华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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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立宪派不同意以满族为打击目标，主张不分满汉，全力以赴推进君主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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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方面，则把满族人视为外国人，坚持首先排满，恢复汉人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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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说，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他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说：“彼既大去华夏，永滞不毛，言语政教，饮食居处，一切自异于域内，犹得谓之同种也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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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说，由于满人夺得政权之后歧视和欺凌汉人，所以“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而不是只恨满族贵族统治者。他说，康有为和满族人“甘与同壤”，真是毫无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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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说，即使像支持变法的载（光绪）这样的人，也是“汉族之公仇也”，“况满洲全部之蠢如鹿豕（猪）者，而可以不革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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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辩论中，高擎民族主义大旗，声泪俱下讨伐异族的先锋，是你可能想不到的一个人物——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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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的汪精卫时在日本，自《民报》于1905年创刊起，他就在该报发表《民族的国民》、《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斥为满洲辩护者之无耻》等系列文章，力驳“满汉同化论”，痛斥立宪派，态度激烈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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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好冲动的汪精卫在《民报》创刊号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说：“满洲与我，族类不同……真若风马牛之不相及……彼以犬羊贱种，入据九鼎……对于我民族，则实为亡国灭种之寇仇，誓当枕戈泣血，以求一洗。”“驱除异族，民族主义之目的地也，颠覆专制，国民主义之目的地也，民族主义之目的地达，则国民主义之目的地亦必达，否则终无能达。乃国民梦之不觉，日言排满，一闻满政府欲立宪，则崭然喜，是以政治思想扣灭种族思想也。岂知其究竟政治之希望，亦不可得偿，而徒以种族供人鱼肉耶？呜呼，种此祸者谁乎？吾不能不痛恨康有为、梁启超之妖言惑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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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甚至在该文中提出了“一族一国”的彻底驱除异族的政治主张，他说：“吾愿我民族实行民族主义，以一民族为一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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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学者袁伟时所说，《民报》的基调和梁启超的《新民丛报》的重要区别，是《民报》把满族人视为外国人。用《民报》另一重要理论家朱执信的话来说就是：“夫满洲人之非我国人也，吾辈已熟论之。”孙中山也在1897年公开声明说：“帝位和清朝的一切高级文武职位，都是外国人占据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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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说，这种情绪高涨的直接后果就是，革命派没有把公民的自由权利摆到应有的位置，而启蒙运动的根本诉求恰恰是人的觉醒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从这一点来看，立宪派倒是克制了情绪化的冲动，理性思考，贡献良多。其实，康有为和梁启超，多年来遭清廷通缉，有家不能回，怎能不痛恨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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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以民族主义压倒了自由民主，压倒了保障公民权利的政治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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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不得辛亥革命刚一成功，1912年2月15日，南京政府诸位要人得悉清帝颁布《退位诏》第三天，就爬上紫金山祭奠明太祖朱元璋，祭文中说：清帝“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推翻帝制，全赖明太祖朱元璋在上天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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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辩论的第二个焦点是立宪与革命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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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力主立宪，反对暴力革命。他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书》一文中说，统计欧洲16国，除法国一国为大革命，其余十余国，都是通过立宪解决问题，“无有行革命者”。康有为说，法国搞大革命，动乱80年，死人数百万。那些搞革命起家的人，一旦掌握权力，就变成皇帝和君主，重新大搞镇压，剥夺民主和自由。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呢？“万里地方之大，四万万人民之众，五千年国俗之旧”，一旦想通过暴力革命“直入民主之世界”，那就如同台高三丈，没有台阶，而想一步登上去；河流宽广，不用舟船，而想一跃而过，那必然会掉到台下，堕入河中，导致新的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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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民主是最终境界。要想达到这个目标，需分三步走：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虽有仁人志士，欲速之而徒生祸乱，必无成功，则亦可不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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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也”。就中国而言，革命是个什么情况呢？康有为说，那就如同李自成打进北京，黄巢攻破长安，刘邦、项羽占据关中一样，“血流成河，死人如麻，秦、隋、唐、元之末季，必复见于今日。加以枪炮之烈，非如古者刀矛也。是使四万万之同胞，死其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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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康有为担心，一旦革命风暴刮起来，中国极有可能陷入四分五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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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1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了《释革》一文。他说，日本明治维新，实质上是一场革命，“明治以前为一天地，明治以后为一天地”，变化之大，犹如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变化。但维新之后，天皇在表面上仍然“安富尊荣，神圣不可侵犯”。这种立宪体制不是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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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长文《开明专制论》。梁先生当然认为非专制政体最好，但是鉴于中国现实，只能从开明专制做起。开明专制，指一种温和的专制，即在专制条件下，把关注民生、照顾全体民众利益作为施政目标。梁启超认为，开明专制是实现君主立宪的预备。当然，和君主立宪相比，开明专制是一种倒退，表明了梁启超内心的犹豫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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