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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太原功臣”部分任官者任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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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四人中，赵文恪、张平高、许世绪为任官者中非官员子弟，此四人亦皆为非士族人士任官者。四人中，除武士彟外，皆为府兵体制内基层军官，而武士彟本人在任行军司铠（参军事）前亦曾任鹰扬府队正（见前注），可见“太原功臣”中非官员子弟、非士族人士任官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即为投身军府。这一现象，恰可印证谷川道雄所说的“渴望提高身份的追求”[20]。此点正可解释太原功臣中的非官员子弟与非士族人士任官率与其父祖相比大幅上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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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数表可知，就家世而言，笼统观之，“太原功臣”中官员子弟、士族子弟居多；而若做细致考察，其先人任官经历，按照齐、周、陈等政权划分，祖父一辈中，北周系官员为比例最大者，至隋，不同政权来源者皆融入体制之中，因而“太原功臣”中官员子弟之父辈几乎尽为隋官（其父辈非隋官者亦非因政治原因，而因亡于隋建国之前）。另外，就士族地域性而言，并无一地域性士族群体占绝对优势，相反，山东、关中非士族人数均胜于任何一个地域性士族。至“太原功臣”一代，任官情况发生结构性变化，非士族、非官员子弟依托于府兵体制，任官率及在总任官人员中的比例皆有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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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对“太原功臣”在晋阳起兵前家世及本人仕宦经历的考察，至于为何“太原功臣”整体会呈现出这样一种特点，则需要在纯数据的统计之外，对“晋阳起兵”前夕的历史细节进行考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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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晋阳起兵”前李渊组织之特点及起兵过程中之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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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能够在太原郡组织人马起兵，与他在大业十三年受任为太原留守[21]有直接关系。此前，他虽与宇文士及、窦抗有过是否反隋的讨论[22]，但皆未付诸实施。他就任太原留守时，不但山东反隋活动风起云涌，其他各地的局势也到了一触即发的状态。值此非常之时，李渊利用职务便利，开始以太原郡为中心，经营势力、网罗人物，“太原功臣”多数即于此时被其招致帐下。现以表3为基础，对“太原功臣”被招罗时身份略作考察，略如表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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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太原功臣”被李渊招罗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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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当李渊招纳众人时，裴寂、刘文静、张平高、殷峤、刘政会、武士彟等人皆任职于太原郡内（裴寂为晋阳宫监，虽不属太原郡管辖，其任职之所亦在太原郡内），故得被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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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出仕与未出仕者中，唐俭本居晋阳，其家为当地名族，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李思行与李高迁或流亡，或游历，皆至太原；且各人本传中多有与李世民交往之记载，正与《大唐创业起居注》中“仍命皇太子于河东潜结英俊，秦王于晋阳密招豪友”[23]之说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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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诸人，刘世龙本为晋阳人，又任晋阳县内乡长，由裴寂之荐，输诚于李渊；赵文恪、许世绪亦均为太原郡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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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柴绍为李渊子、婿，其预谋之原因无须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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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类被招纳者，第一类诸人多因在李渊治下而受招纳，故太原郡任职者最多，李渊召集下属发起地方叛乱，于此可以体现；第二类人多为李世民所结交，故李氏亲朋故旧较多，因此唐俭、长孙顺德、窦琮等高门之后得以参与，正是李氏“八柱国之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之具体体现；第三类中，诸人被接纳之原因并不明确，或因其为太原郡人，而在当地颇有影响[25]？如此观之，则第一类中之武士彟，第二类中之唐俭亦具此身份特征，此或为晋阳起兵时太原郡人作用所在，现略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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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对李渊招纳诸人作一分析，可知起兵前任官者中，裴寂、刘文静、殷峤等皆无兵权，有兵权者，不过刘政会、张平高、赵文恪、许世绪数名府兵基层官员而已。数人之兵权虽不足以平定天下，亦可稍添李渊之势力，又可避免太原郡等地府兵阻碍其起事。而此四人中，太原郡出身者稍胜其他地域者，武士彟虽不领兵，但其职亦与武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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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决心召集人物、举兵反隋前，唐俭、唐宪兄弟与武士彟、许世绪皆曾劝其起兵。“太原功臣”中除李渊心腹外，唯有以上几名太原郡人有此行动，若仅归因于“私交”，如唐俭父与李渊善、李渊曾过武士彟家云云，似嫌浅陋，何况许世绪与李渊无旧。几人同有此举，恐因炀帝南巡不返、突厥南下侵扰、山东反隋战事愈演愈烈，欲先自保后再图进取之故。太原郡人士主动输诚，又劝其自立，对李渊确实产生了影响。唐俭劝说其起兵时，李渊以“今天下已乱，言私则图存，语公则拯溺。卿宜自爱，吾将思之”作答，显然对这位当地大族子弟的态度表示接受；武士彟劝其反隋时，李渊更是以“深识雅意，当同富贵耳”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若无这些在太原郡颇有影响之人明确表态支持，李渊起兵之决心或许不会特别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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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举兵前，刘世龙、武士彟、赵文恪亦起到关键作用。李渊之所以能够起兵晋阳，擒王威、高君雅为一必要前提。王、高亦曾定谋欲擒李渊，其所以失败，皆因刘世龙泄谋于李渊，使李渊先发制人；而李渊之所以能擒王、高，全赖长孙顺德、刘弘基等所募、所统之兵，王、高与留守司兵田德平又曾欲将顺德、弘基缉拿审问，全赖武士彟从中周旋，使二人得以保全；李渊诱捕王、高时，在李世民调度下，赵文恪与长孙顺德率所募之兵设伏于晋阳宫外。可见晋阳起兵一事，太原郡人实居首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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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太原功臣”中，官员子弟、士族子弟看似占据主体，晋阳起兵前不可替代者，实为太原郡人，而太原郡数人，多为非士族人士与非官员子弟。这一特点，似与李渊的政治观念不符，其语裴寂之言“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姻娅帝室。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日，升为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贱，劬劳行阵，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显，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唯我与公，千载之后，无愧前修矣。”正是其重门第、尚贵戚观念之体现，此观念亦见于其语温大雅、窦威之言论。正因此观念，导致了出身太原郡、于晋阳起兵有大功者于起兵后在李渊阵营中地位的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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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兵后大将军府建立，刘世龙未在其中任职，赵文恪、许世绪与长孙顺德、窦琮等同属武职而未见优待，武士彟与代北士族刘政会等同为列曹亦未有特赏，唯唐俭以故人之子、士族之后受任记事参军，稍受亲待。太原郡人士的边缘化，是晋阳起兵后所做的第一次政治安排，正可与前文表1、表2中呈现的“太原功臣”中官员子弟、士族子弟居多的情况相参照；而自晋阳至长安途中，李渊欲以各种政策尽力脱去其集团所具有的地方性色彩，强化隋代官僚与士族高层在其政权中之力量，更与建成、世民二子言“晋阳从我，可谓同心之人；俱非致命之士”[26]。而后的政治调整中，“太原功臣”整体在政治中也渐次边缘化，然此已非此短文所应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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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北朝后期至隋唐皇权政治的演变”（项目编号：06XNB019）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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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第一章《唐朝的崛兴及其人事权力结构的演进》，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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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见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二章《关陇集团始末》，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唐初关陇集团消失”一节，最初以《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为题，载于《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后收入氏著《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亦有一不附统计表格之版本，见氏著《树新义室笔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后修改定稿于《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