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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以后，佛教重新兴盛起来，道教在李唐王朝受到尊崇，寺院、道观的建设也随之增多。在终南山也有很多寺院[56]，但其具体数目难以举出，此处就文献提及者列表于下（见附表）。这些寺院，由于地理及交流的缘故，与长安城内的寺院乃至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些当时名声显赫的僧人，比如道宣与玄奘，都曾在终南山与长安城之间来往过。同时终南也为一道教名山，山中多道教圣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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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终南山深处的寺观，令人有出世之感。幽深静谧的终南山，对僧人来说，无疑为译经、修行的好归宿，在终南诸峰的圭峰北麓有著名的草堂寺，姚秦时为逍遥园，在长安翻译佛经的鸠摩罗什曾在此讲译佛经，其舍利塔现尚存于此。自鸠摩罗什在终南山草堂寺译经后，这里一直是许多译经僧的佳地，也是道士隐居炼丹的上乘之地。所以，终南山是一座笼罩着宗教色彩的山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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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实质上还是观念上，终南山寺院还是与长安城内的寺院存在一些差别，但两者之间绝非互不交流，两者之间的互动融合也是长安与终南山社会流动关系的一个方面[57]。文献记载告诉我们，一些僧人、道士游动于长安城与终南山寺观之间，虽然两地空间距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体性，但却体现了他们跟朝廷与外世的接触态度及深度。许多终南山的僧人、道士往往被朝廷召用；文献记载也显示长安城中许多官员、文人与终南的僧侣、道人有往来，不仅诗书往还，还经常造访面谒。僧人在长安与终南之间的进退，长安官员、文人与终南僧道之间的往来，使得两者之间形成密切的关系。这里，我们将通过分析终南山寺院、道观及与之相关的活动来了解终南与长安之间宗教关系的一个侧面，其中涉及政治、文化及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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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是不会忽视终南山的自然地理条件的，九五之尊的帝王更不例外，唐初的行宫太和宫即选址于此。太和宫建于武德八年（625年），在终南山太和谷。《唐会要》卷三〇“太和宫”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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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造太和宫于终南山。贞观十年废。至二十一年四月九日，上不豫，公卿上言：“请修废太和宫，厥地清凉，可以清暑。臣等请彻俸禄，率子弟微加功力，不日而就。”手诏曰：“比者风虚颇积，为弊至深。况复炎景蒸时，温风铿节，沈疴属此，理所不堪。久欲追凉，恐成劳扰。今卿等有请，即相机行。”于是遣将作大匠阎立德，于顺阳王第取材瓦以建之。包山为苑，自裁（栽）木至于设幄。九日而毕功，因改为翠微宫。正门北开，谓之云霞门。视朝殿名翠微殿，寝名含风殿。并为皇太子构别宫，正门西开，名金华门，殿名安喜殿。[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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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会要》并未记载太和宫改筑为寺院一事，《法琳别传》卷一云：“贞观元年，文帝舍大和宫，奉为高祖置龙田寺。”[59]《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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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宫，在县南五十五里终南山太和谷。武德八年造，贞观十年废。二十一年，以时热，公卿重请修筑，于是使将作大匠阎立德缮理焉，改为翠微宫。今废为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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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诸引文似乎存在矛盾，但又有《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一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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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初，文帝舍终南山大和旧宫置龙田寺（龙田寺是大和宫之太子院，今在翠微之南宫正院，为大和寺，今并合入翠微寺焉）。琳性欣幽静，就而住之。众所推美，举知寺任。从容山服，咏歌林野。三年，敕波颇三藏翻《宝星经》及《般若灯论》，召琳令执笔，承旨兼详覆名义。[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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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知龙田寺为太宗舍太和宫一部分所置，贞观十年（636年）太和宫废，龙田寺此时大概也荒废了。贞观二十一年，又把原太和宫改为翠微宫[62]。龙田寺此时更名为大和寺，后又合入翠微寺。翠微寺始建于何时，不见记载，但可推测至迟不晚于唐代宗时期。因《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一有“请置大兴善寺大德四十九员敕一首”，提到翠微寺僧道朗因为“道业清高，洞明经戒，众所钦尚，堪为师范”而被朝廷敕赠为大兴善寺四十九位大德之一[63]。这亦是终南山僧人与长安城僧人交流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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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律”的创始人道宣，曾晦迹于终南山仿掌之谷，后被召充西明寺上座，并与玄奘一同翻译[64]。《大唐内典录》卷九记载有《大唐众经录》（10卷280纸），为终南山释氏龙朔二年（662年）于京师西明寺撰[65]，可见他仍以终南山僧人隶名于京城中的寺院，这也体现了他对终南山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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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宋高僧传》卷三《唐大圣千福寺飞锡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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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飞锡，未知何许人也。神气高邈，识量过人。初学律仪，后于天台法门一心三观，与沙门楚金栖心研习。天宝初游于京阙，多止终南紫阁峰草堂寺。属不空当途传译，慎选英髦，锡预其数，频登笔受、润文之任。[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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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与飞锡都曾居止于终南山中，又被召入京城的寺院内撰写、翻译。二人的经历，也反映出终南山僧人与长安社会的交流和融合，也是宗教交流的一个渠道，证明了两处寺院之间的互动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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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长安和终南山的僧人互有往来，但由于存在都城内外之别，长安和终南山的寺院仍存在着差别。这样，也就能理解有的僧人在被朝廷征召后，虽受礼遇，却仍表请归山。大兴善寺的不空和尚就是为朝廷服务了一段时间以后，呈表请求入终南山的。《宋高僧传》卷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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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五载，诏还京，住大兴善寺。至德初，銮驾在灵武凤翔，空常密奉表起居，肃宗亦密遣使者求秘密法。洎收京反正之日，事如所料。乾元中，帝请入内，建道场护摩法，为帝受转轮王位七宝灌顶。上元末，帝不豫，空以《大随求真言》祓除，至七过，翼日乃瘳，帝愈加殊礼焉。空表请入山。李辅国宣敕令于终南山智炬寺修功德。念诵之夕，感大乐萨埵舒毫发光，以相证验，位邻悉地，空曰：“众生未度，吾安自度耶？”[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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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恒政禅师虽隐于终南山，但是因闻名于朝廷，也被文宗召入内道场，虽然恒政屡次提出归山，仍被挽留在京城圣寿寺。《宋高僧传》卷一一《唐京师圣寿寺恒政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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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几，入太一山中，甫行风教，学人蚁慕。大和中……诏入宣问……因留政内道场中，累辞入山，宣住圣寿寺，至武宗即位，忽入终南。或问其故，曰：“吾避仇，乌可已乎哉？”后终山舍，年八十七。[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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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例表明，尽管终南山寺院与长安城内寺院由于地理位置关系，存在着各种联系，但二者之间仍有着不同。在终南山的僧人，较之于长安城内僧人，有着很大的人身自由。恒政的申请入山，也表明自己的一种价值取向，表明他不仅要从现实世界中脱离，更要从政治活动中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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