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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师讳文操，字景先，陇西天水人也。……高宗之在九成宫，有孛彗经天，长数丈，以问尊师。尊师对曰：“此天诫子也。子能敬父，君能顺天，纳谏征贤，斥邪远佞，罢役休征，责躬励行，以合天心，当不日而灭。”上依而行之，应时消矣。是故，高宗以晋府旧宅为太宗造昊天观，以尊师为观主兼知本观事。仪凤四年，上在东都，先请尊师于老君庙修功德。及上亲谒，百官咸从。上及皇后、诸王、公主等同见老君乘白马，左右神物莫得名言，腾空而来降于坛所，内外号叫，舞曜再拜，亲承圣音，得非尊师之诚感也。由是奉敕修《玄元皇帝圣纪》一部，凡十卷，总百十篇，篇别有赞。时半千为尊师作也，纪赞异秩，缮写进之。高宗大悦，终日观省不离于玉案，乃授尊师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常少卿，尊师固让不得已，辞官而受散职焉。[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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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时，尹尊师又成为长安城内昊天观主，与京城皇族的联系更加紧密了。玄宗的时候，宗圣观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开元间，玄宗梦京师终南山趾有天尊之像，求得之于盩厔楼观之侧。到了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宗圣观又改作兴国观。《长安志》卷一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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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观，在县东三十二里，本尹喜宅也。周穆王为召幽逸之人，置为道士观，相承至秦、汉，有道士居之。晋惠帝时重置。其地旧有尹先生楼，因名楼观。唐武德初改名宗圣观。事具《楼观本记》及《先师传》，太平兴国三年改今名。[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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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统治者的这些行为，表明他们意在建立与巩固皇帝的权力与地位。此举与修《氏族志》、《姓氏录》有异曲同工之妙。宗圣观的发展过程，说明道教与政权之间存在的关系，把终南山和长安联系起来，在此意义上，宗教又把两者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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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终南山中还修筑有不少普通的道观，据郑谷《终南白鹤观》云：“步步景通真，门前众水分。柽萝诸洞合，钟磬上清闻。古木千寻雪，寒山万丈云。终期扫坛级，来事紫阳君。”[81]可知终南山的某座高峰中还修筑有白鹤观，其景色极其清秀。唐咸通进士张乔，池州人，黄巢之乱，罢举隐九华，作有《题终南山白鹤观》，表明自己准备走出帝乡，脱离人间烦恼[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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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山的寺院、道观，并不是处在深山人不知的，除了上述由于政权的力量，使得两地道观和寺院之间有着往来，私人的行为客观上也带动了两者之间的流动与互动。与京城士庶云集的寺观相比，终南山中更多出现的是官员、文人士大夫的身影，有的是在此散心，有的是来寻访自己的道友。在宗教染及士大夫阶层的唐代，士大夫与僧人往来也是必然的。终南山僧人，在他们看来，更是超脱世外的高人，自然是他们造访的主要对象，并且，弥漫着道教与佛教气氛的终南山让这些文士觉得超然世外。这使得终南山已不可能完全与京城社会脱离关系。紫阁峰便是他们经常光顾的主要地方。姚合《寄紫阁无名头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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峭行得如如，谁分圣与愚。不眠知梦妄，无号免人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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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禅皆遍，华夷佛岂殊。何因接师话，清净在斯须。[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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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从文人的诗篇中，得知他们经常出城入终南山访旧友，其中多为处士与隐者。姚合的另一首诗《寄紫阁隐者》云：“自闻樵客说，无计得相寻。几世传高卧，全家在一林。养情书览苦，采药路多深。愿得为邻里，谁能说此心。”[84]看来，在茫茫人海里，倒是与方外之士的交游缓和了仕与隐之间的矛盾。当他们心怀士大夫的责任感，抑或是为生计所累，不得不回到现实时，又表现了对此的依依不舍。韦应物《紫阁东林居士叔缄赐松英丸捧对忻喜盖非尘侣之所当服辄献诗代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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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涧苍松五粒稀，侵云采去露沾衣。夜启群仙合灵药，朝思俗侣寄将归。道场斋戒今初服，人事荤膻已觉非。一望岚峰拜还使，腰间铜印与心违。[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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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纶有诗《过终南柳处士》记载了终南柳处士的隐居之所幽静，绿泉、藤萝相映照的美景[86]。卢纶好友李端也造访柳处士，据《唐才子传》记载，李端入长安求取功名前曾隐居庐山[87]，到长安后，曾为了功名与权贵子弟游，但是仕宦上并不称意[88]。所以在闲暇时，“偶来尘外事，暂与素心期”，以期暂时的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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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有一部分文人士大夫栖息终南山，朝夕与名僧高士往来。天宝十载（751年），岑参自边地归京后，尝僻居于终南山，度过了两三年的半隐生活。他在《终南山双峰草堂作》中说自己“敛迹归山田”，而“息心谢时辈”，不与外界交往，因为地近双峰精庐，屡得与名僧会。同时，自己“昼还草堂卧”，优游自在，“兴来恣佳游”，享受终南的风景[89]。他在日后不得意的时候，还经常怀念在南山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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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的分析，尽管长安城内寺院与终南寺院有着各种联系，但是我们仍可以觉察到它们之间有着微妙的差别。终南山具有世俗与超俗的二重性，从唐初到盛唐，终南山在人们心中的印象有个转变，从仙界逐渐向隐憩之地转移，其风景愈发受到注重[90]。正是这样的二重性，使终南僧人、道士具有了传奇色彩，其名声也在京城中传闻。如《册府元龟》卷八二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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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胤父慎由，太（大）中年镇西川。有异人张叟者，或云名古风，与慎由迹熟时，曾访慎由于都下。慎由因从容谓曰：“臣闻罪大莫若绝嗣，今四十无子，良可惧也！”叟曰：“我亦为公求之，未见可者。唯终南翠微寺有僧绝粒五十年矣，公宜遣使遗其服玩，若爱而受之，则其嗣也。”慎由乃发婢仆往焉，果受其遗，僧寻卒。留之数日，忽辞去，于暗壁志之。至来年崔生之日，叟复至焉。[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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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山隐居着各方高人，除了精通佛籍、道书的高僧、高道外，还有的有着高超的医术，往往能治疗常人难以治愈的疑难杂症。也许正是缘于终南的寺院、道观，密林烟霞，终南山被看做一个世外神仙之地，所以，从终南山来到京城之中的人，往往被目为高人或者奇异之人。《太平广记》卷七四引《慕异记》记载了进士陈季卿于青龙寺遇终南山翁，两者在共同等待青龙寺僧的过程中，终南山翁取一小囊出药方寸，煎一杯予季卿疗饥寒之苦，并以法术送季卿回家乡。后陈季卿虽然显达，仍入终南山[92]。这或许与道教的炼丹有一定关联。“药王”孙思邈就曾隐居于终南山[93]，终南山中高人的医术也就令人神往了。所以长安城的人也经常采药于终南山，《太平广记》卷八二就记载贞观初自称终南山人的王守一卖药洛阳城，药效奇灵。这都表现了终南山在世俗人眼中神异的特色。大中末，建州刺史严士则于终南山采药迷路，遇一山中隐者，也得到疗饥渴的物品[94]。这些文学作品中表现的居于终南山深处的人，都具备超出常人的技能，为方外高人。这也是终南山的宗教特性赋予人们这样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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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把长安和终南山联系起来并具有宗教色彩的活动，是在终南山举行的国家礼仪。主要是终南祈雨与祷雪。终南祈雨，由来久矣。《初学记》卷五《地理》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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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曰：天地亦物也，有不足，石以补其阙。王隐《晋书》曰：陈总迁殿中侍御史，诏遣诣终南山请雨。总先除小石祠，唯存大石一所而祈之，上文曰：峨峨大石，佐岳通理，含滋吐润，惠我四海。[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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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贞元十二年（796年）、开成二年（837年）都有关于于终南山建祠堂祈雨的记录，尽管两所祠堂是否同一所，尚无法判断，却都表明当时京师以为终南山行云行雨，甚为灵验。柳宗元《终南山祠堂碑并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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