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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纶有诗《过终南柳处士》记载了终南柳处士的隐居之所幽静，绿泉、藤萝相映照的美景[86]。卢纶好友李端也造访柳处士，据《唐才子传》记载，李端入长安求取功名前曾隐居庐山[87]，到长安后，曾为了功名与权贵子弟游，但是仕宦上并不称意[88]。所以在闲暇时，“偶来尘外事，暂与素心期”，以期暂时的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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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有一部分文人士大夫栖息终南山，朝夕与名僧高士往来。天宝十载（751年），岑参自边地归京后，尝僻居于终南山，度过了两三年的半隐生活。他在《终南山双峰草堂作》中说自己“敛迹归山田”，而“息心谢时辈”，不与外界交往，因为地近双峰精庐，屡得与名僧会。同时，自己“昼还草堂卧”，优游自在，“兴来恣佳游”，享受终南的风景[89]。他在日后不得意的时候，还经常怀念在南山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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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的分析，尽管长安城内寺院与终南寺院有着各种联系，但是我们仍可以觉察到它们之间有着微妙的差别。终南山具有世俗与超俗的二重性，从唐初到盛唐，终南山在人们心中的印象有个转变，从仙界逐渐向隐憩之地转移，其风景愈发受到注重[90]。正是这样的二重性，使终南僧人、道士具有了传奇色彩，其名声也在京城中传闻。如《册府元龟》卷八二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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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胤父慎由，太（大）中年镇西川。有异人张叟者，或云名古风，与慎由迹熟时，曾访慎由于都下。慎由因从容谓曰：“臣闻罪大莫若绝嗣，今四十无子，良可惧也！”叟曰：“我亦为公求之，未见可者。唯终南翠微寺有僧绝粒五十年矣，公宜遣使遗其服玩，若爱而受之，则其嗣也。”慎由乃发婢仆往焉，果受其遗，僧寻卒。留之数日，忽辞去，于暗壁志之。至来年崔生之日，叟复至焉。[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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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山隐居着各方高人，除了精通佛籍、道书的高僧、高道外，还有的有着高超的医术，往往能治疗常人难以治愈的疑难杂症。也许正是缘于终南的寺院、道观，密林烟霞，终南山被看做一个世外神仙之地，所以，从终南山来到京城之中的人，往往被目为高人或者奇异之人。《太平广记》卷七四引《慕异记》记载了进士陈季卿于青龙寺遇终南山翁，两者在共同等待青龙寺僧的过程中，终南山翁取一小囊出药方寸，煎一杯予季卿疗饥寒之苦，并以法术送季卿回家乡。后陈季卿虽然显达，仍入终南山[92]。这或许与道教的炼丹有一定关联。“药王”孙思邈就曾隐居于终南山[93]，终南山中高人的医术也就令人神往了。所以长安城的人也经常采药于终南山，《太平广记》卷八二就记载贞观初自称终南山人的王守一卖药洛阳城，药效奇灵。这都表现了终南山在世俗人眼中神异的特色。大中末，建州刺史严士则于终南山采药迷路，遇一山中隐者，也得到疗饥渴的物品[94]。这些文学作品中表现的居于终南山深处的人，都具备超出常人的技能，为方外高人。这也是终南山的宗教特性赋予人们这样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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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把长安和终南山联系起来并具有宗教色彩的活动，是在终南山举行的国家礼仪。主要是终南祈雨与祷雪。终南祈雨，由来久矣。《初学记》卷五《地理》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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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曰：天地亦物也，有不足，石以补其阙。王隐《晋书》曰：陈总迁殿中侍御史，诏遣诣终南山请雨。总先除小石祠，唯存大石一所而祈之，上文曰：峨峨大石，佐岳通理，含滋吐润，惠我四海。[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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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贞元十二年（796年）、开成二年（837年）都有关于于终南山建祠堂祈雨的记录，尽管两所祠堂是否同一所，尚无法判断，却都表明当时京师以为终南山行云行雨，甚为灵验。柳宗元《终南山祠堂碑并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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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穑人焦劳，嘉谷用虞。皇帝使中谒者，祷于终南山，申命京兆尹韩府君，祗饰祀事，考视祠制。以为栋宇不称，宜有加饰。遂命盩厔令裴均，虔承圣谟，创制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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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黄发、耆艾、野夫、阪尹，佥曰：盖闻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产财用，兴云雨，考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终南山据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于褒、斜，又西至于陇首以临于戎；东至于商颜，又东至于太华以距于关。实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产之厚，器用之出，则璆琳、琅玕，夏书载焉。纪堂条梅，《秦风》咏焉。今其神又能对于祷祝，化荒为穰，易沴为和。厥功章明，宜受大礼，俾有凭托，而宣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谷，则曷能发大号尊明灵？非我公勤人奉上，则曷能对休命作新庙？人事既备，神明时若。丰我公田，遂及我私。粲盛无虞，储峙用充，厥猷茂哉！遂相与东向蹈舞，拜手稽首，愿颂帝力，且宣神德。[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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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唐大诏令集》卷七四《立终南山祠敕》得知，开成二年，朝廷又敕立终南山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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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闻京师旧说，以为终南山兴云，即必有雨。若常晴霁，虽密云他至，竟不沾濡。况兹山北面阙庭，日当恩顾，修其望祀，宠数宜及。今闻都无祠宇，岩谷湫口却在，命祀终南山。未备礼秩，湫为山属。舍大崇细，诚所谓阙于兴云致雨之祀也。宜令中书门下且差官设奠，宣告恩礼，便令择立庙所，选日以闻，仍命有司实时建立。[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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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终南山祈雨与祷雪，是因为礼制中规定国家祭祀包括常祈与祈祷，当京城发生旱情时，祈祷山川能兴云雨。《大唐开元礼》卷三《祈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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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京都孟夏已后，旱则祈岳镇海渎及诸山川能兴云雨者于北郊，望而告之，又祈社稷，又祈宗庙，每七日皆一祈，不雨还从岳渎如初，旱甚则修雩。秋分已后，不雩，初祈后一旬，不雨，即徙市禁屠杀、断扇，造土龙。雨足，则报祀祈，用酒脯醢，报用常祀。……凡州县旱则祈雨，先社稷，又祈界内山川能兴云雨者，余准京都例。[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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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崔珙《祷雪终南广惠庙奏》所言：“畿内去冬少雪，宿麦未滋。今欲差少尹于终南广惠公庙祈祷，诸县各委令长于灵迹处，精诚祈请。”[99]又《游城南记》在“东上朱坡，憩华严寺。下瞰终南之胜，雾岩、玉案、圭峰、紫阁粲在目前，不待足履而尽也。”下注曰：“朱坡在御史庄东，华严寺西。《关中记》曰：‘终南、太乙，左右三百里内为福地。’……秦末四皓，隐于其间，后因立庙。唐文宗诏建终南山祠，册为广惠公。圭峰紫阁在祠之西。圭峰下有草堂寺，唐僧宗密所居，因号圭峰禅师。”[100]该广惠庙即为开成二年所建立的祠堂。因为崔珙开成年间为京兆尹，所以他上奏请求祷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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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表明，由于政权的力量，或者民间私人的往来，终南山和长安社会在佛教、道教方面存在着交流、融合的关系；但两者因环境氛围的不同，又有着不能忽视的差别，这种差别在社会流动的过程中起着分化的作用。对终南山与长安之间社会流动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终南山在长安宗教中的意义，以及宗教赋予终南山的色彩。地理上的便利促进两者之间的宗教流动交流，但是两者间还存在着细微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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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终南避乱——社会动荡之际长安官民之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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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的政治斗争频繁，如前期中央的宫廷争斗，后期朝臣与宦官的争权。加之唐室曾几经战争动荡，自玄宗朝遭安史之乱，后历经泾原兵变、黄巢起义，都使长安陷入动乱中。终南山尽管临近长安，在行政地域上也有所归属，但是其社会秩序的维持及政治控制的作用显然不如长安。加之终南山峰峦耸立、山谷幽密，树木茂密深邃，使它显得杳渺。因此，城内的叛逃者、避世乱者，都逃到山中隐蔽。除了能及时逃入以外，也是由于其不像外界社会那样具有严格的社会秩序而更容易藏身。战乱与叛乱之际，即成为长安市民的避难所。平民藏于此以暂避时难，文人士大夫或是出于对叛乱者的不满，或是出于对旧政权的效忠，选择僻地隐居，或是待机而出，或是由此终身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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