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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京十二楼，峨峨依青翠。下有千朱门，何门荐孤士。[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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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尤其是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帝都就成为许多文人雅士实现人生梦想的舞台。科举之外高蹈不仕，隐而养望，也是让帝王眷顾的一条途径。终南山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隐逸的佳处，对那些想进入官场的人来说，隐于比邻京城长安的终南山，冀以扬名待举，候召入仕，无疑是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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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捷径”现象其来有自。这既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一种情结，又容易成为沽名钓誉的手段。“终南捷径”为讽喻借隐扬名之人，其典故来自唐代司马承祯之语。《资治通鉴》卷二一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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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召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问以阴阳数术，对曰：“道者，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安肯劳心以学术数乎！”上曰：“理身无为则高矣，如理国何？”对曰：“国犹身也，顺物自然而心无所私，则天下理矣。”上叹曰：“广成之言，无以过也。”承祯固请还山，上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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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左丞卢藏用指终南山，谓承祯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天台！”承祯曰：“以愚观之，此乃仕宦之捷径耳！”藏用尝隐终南，则天时征为左拾遗，故承祯言之。[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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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所谓“捷径”为仕途之捷径，卢藏用以隐逸终南山博取名声，自然也容易为长安的上层所知晓，被召入朝中为官。但这也包含有客观上的空间距离意义，即指终南临近长安，为进入帝京的便捷途径。司马承祯不选择终南作为自己的修身之所，显示他对仕途并无兴趣，请求引退，并非作态。而卢藏用的所谓“佳处”，除确指终南山为修行佳处外，也蕴涵着隐居终南山，能为人生前途提供良机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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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隐逸是有传统的，可以确定地说是从伯夷、叔齐以来形成的传统[112]，这样的隐逸具有感召人的崇高情操与气节。所以，古代高蹈不仕的人大都处高岸深谷、不通人迹之处。隐于深山，不与时辈交流，以求独醒，也是许多对现实社会不满的人士多采取的处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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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山的地貌及自然景观和它与长安城的相对位置，很适宜隐居，因而历代高人隐士都对它垂青有加。秦汉时期的高隐四皓被汉室征召的典故，便发生在终南山的一个支脉商山。商山，在今陕西商县东，亦名商岭、商阪、地肺山、楚山，地形险阻，景色幽胜。秦时“修道洁己，非义不动”的四皓，汉初仍“深自匿终南山，不能屈巳（己）”[113]，后被时为太子的汉惠帝刘盈征召。这虽是一段佳话[114]，但是，只要我们详细考察当时的政治环境，便不难发现商山四皓的被征召与当时刘盈面临被废的境况有关。在张良的建议之下，正是利用四皓德行的感召力，吕后令太子卑词安车，与商山四皓游，设法征召他们并大造舆论，使汉高祖刘邦误以为太子羽翼已丰，不宜废除太子。这是因为商山四皓的德望已成为一种标志，且他们的入世正是当初高祖刘邦所努力未果而耿耿于怀的事情。权谋的介入，终使高隐被扭曲为政治统治或斗争的手段而已。尽管后来四皓固辞不受吕后的加封，仍入商山隐居，但这个事件不仅显示了主流文化强大的同化力，同时也给后世统治者及世人以某种意味深长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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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帝王而言，“举逸民，天下之人归心焉”。这是王朝收服民心的重要举措，也是帝王清明、王朝兴盛的象征。于是，历代帝王也很愿意寻访高隐之人。《隋书》卷七七《隐逸列传·徐则》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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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王广）手书召之（徐则）曰：“……昔商山四皓，轻举汉庭，淮南八公，来仪藩邸。古今虽异，山谷不殊，市朝之隐，前贤已说，导凡述圣，非先生而谁！故遣使人往彼延请，想无劳束带，贲然来思，不待蒲轮，去彼空谷。希能屈己，竚望披云。”〔徐〕则谓门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来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征。”于是遂诣扬州。晋王将请受道法，则辞以时日不便。其后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礼之仪。至于五更而死，支体柔弱如生，停留数旬，颜色无变。[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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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假隐之人而言，商山四皓入举汉廷即是他们人生的前景。对他们而言，隐逸只是为待诏入世、入仕而故作的一种姿态而已。这一点，在他们选择这种姿态之前各自都是很清楚的，且心照不宣。隐士的这种传统观念，加之终南山和长安城特殊的地缘关系，使得隐居终南山便为一些人提供了进入仕途的另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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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真正隐逸相左的“终南捷径”观念之形成，并非一时的原因，而是长久以来中国历史文化的积累。终南山在汉晋期间，已因为逸人而闻名。五柳先生所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也[116]。《晋书》卷九五《王嘉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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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人也。轻举止，丑形貌，外若不足，而聪睿内明。滑稽好语笑，不食五谷，不衣美丽，清虚服气，不与世人交游。隐于东阳谷，凿崖穴居。弟子受业者数百人，亦皆穴处。石季龙之末，弃其徒众，至长安，潜隐于终南山，结庵庐而止。门人闻而复随之，乃迁于倒兽山。[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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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隋书》卷七八《艺术列传》“韦鼎”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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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鼎字超盛，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玄，隐于商山，因而归宋。[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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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传统不仅奠定了终南山隐居之地的地位，而且这些栖居终南山的人或者被当政者所崇重，或者因隐而入宦，从而为那些投机者提供了希望与途径，使其借隐居提高声望而赢得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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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社会前提下，假隐现象存在的原因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朝廷有重视隐逸的传统存在，就朝廷而言，除了有“高蹈不仕”科外，士人一旦有名，并具有才华，便会有地方长官、方镇节帅举荐于朝廷，或罗致幕下。二是前代隐逸者的经历为朝廷和士人提供了一种模式。从国家政权的角度而言，如果存在高蹈不仕，不仅国家得不到更为优秀的人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无疑是对标榜行德政、王道的统治者的最大否定。政治上的这种负面作用，我们设想一下便可以知道。于是，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就出现在统治者的日程表上，于是对其惠赐存问，优渥有加。《唐大诏令集》卷一〇六“处分高蹈不仕举人敕”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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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古之贤君，贵重真隐者，将以励激浮躁，敦厚风俗。《传》不云乎：举逸人，天下之人归心焉。盖谓此者。朕缅稽古训，思弘致理，以为道之为体，先崇于静退；政之所急，实仗于贤才。是用求诸岩薮，假以轺传，虚伫之怀，亦云久矣。卿等各因旌贲，来赴阙庭，诚合尽收，以光是举。然孔门荷篠，唯数七人。商山采芝，空传四老。今之应辟，其数颇多，朕顷缘幸汤，粗令探赜，或全诚抗迹，固辞避于呈试，或含光隐器，不耀颖于文词。未测津涯，难于处置。语默之际，用舍遂殊。其弟子春等，并别有处分。自余人等，宜各赐物十段，用成难进之美，以全至高之节。宜皆坐食，食讫好去。仍依前给公乘还贯。其华阴郡李岗等十六人，虽所举有名，或称疾不到，宜令本部取诸色官物，各赐二十段，以充药物之资。[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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