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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长久以来就是后世的楷模，他们的生活方式长久以来也一直是国人的理想模式。这已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内心深处的一个情结。张说《赠崔公》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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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闻西汉日，四老南山幽。长歌紫芝秀，高卧白云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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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光尘绝，榛芜年貌秋。一朝驱驷马，连辔入龙楼。[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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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这种价值判断，成为一种共同认识之后，于是，从某个角度来说，隐于终南山比为宦于朝更要显名于世。隐居终南山，在朝野之中有了名声，连帝王也向往之并加以征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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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主常征贤，群公每举德”[121]，而独处养志的逸民无疑是贤者，能淡泊名利以避世即为有德。所以也就容易被当政者推举，一旦应征入仕，无论胸怀江山社稷的抱负，还是期冀身至显贵的想法，都会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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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之所以选择在终南山假隐，是因为终南山特殊的地理位置更能为他们提供便利。“终南表秦观，少室迩王城”。少室近洛阳，终南临长安，洛阳与长安为唐代的东西两京，隐居于两地接近王朝的政治中心。对假隐而言，这无疑是个绝佳的选择。《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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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兴，贤人在位众多，其遁戢不出者，才班班可述，然皆下概者也。虽然，各保其素，非托默于语，足崖壑而志城阙也。然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高尚之节丧焉。[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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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终南与长安、少室与洛阳特殊的地理关系，隐居于此，更容易为帝王、中央所知晓，所以一些想假借隐居之名而谋官职俸禄的人便聚集此处，乘机扬名，以等待上层的眷顾。所以，终南山、少室山绝佳的地理位置是吸引他们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长安是王朝中央所在地，地方人员往来频繁，藩镇又有机构驻此，如果能在长安周围隐逸，名声更易为人知晓。这样，若不能效力中央，也可以为入幕藩镇，求得拓展仕途的机会。而当为情势所迫，不得不离去的时候，再选择宗教寄托，选择隐居生活，也是一条退路。或因不满朝政而入终南，这有似于隐遁以明志。《太平广记》卷三一二“柳晦”条引《补录记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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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晦，河东人。少有文学，始以荫补。咸通末，官至拾遗。因上疏不纳，乃去官，庐于终南山。一日入城，访故友于宣阳里。忽遇一人求食，晦与之。此人但三齅而已，晦怪而问之。答曰：“吾阴府掌事者，蒙君设食，深愧于心。君自此三年，当为相。”言讫不见，晦未之信也。及黄巢犯阙，求能檄者。或荐晦，巢乃驰骑迎之。逼使为檄。檄达行在，僖宗知晦所作，乃曰：“晦自求退，非朕弃遗。何讪谤之甚耶！贼平，议不赦。”巢命晦为中书舍人，寻授伪相。[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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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栖隐，只是因为暂时不得志，并非出于本心。此时的归入终南山，又成为一种表达内心忧忿的行为。一旦机会来临，类似柳晦的隐居者，就会又复归长安城内，融入世俗纷争之中。所以，终南山不失为表现对现状不满的一个绝佳的去处。可以说，终南山和长安的地理位置，非常适合那些利用“隐”和“仕”作文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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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大诗人李白一生都跟长安有着不解之缘。正是为了施展雄才大略，实现政治抱负，李白才三进长安。但是，最初李白并没有直接进入长安，而是隐居在终南山[124]。其实，在一些人的心中，终南山就是都城长安的一部分，接近此地，也就意味着距离京城社会不远了。唐末五代人谭峭，自幼好道，但是其父谭洙却希望他能争取功名。当谭峭要出游终南山时，他父亲以为终南山地近长安，便于成功而支持此举。《云笈七签》卷一一三下《谭峭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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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峭，字景升，国子司业洙之子，幼而聪明。及长，颇涉经史，强记，问无不知，属文清丽。洙训以进士为业，而峭不然，迥好黄老诸子及周穆汉武茅君列仙内传，靡不精究。一旦，告父出游终南山，父以南山近京都，许之。自经终南、太白、太行、王屋、嵩华、泰岳，迤逦游历名山，不复归宁。父驰书责之，复谢曰：“茅君昔为人子，亦辞父学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父母。以其坚心求道，岂以世事拘之？”乃听其所从。[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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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峭父亲一心训导子弟取进士科而求闻达，得知儿子要游终南山，则慨然允之，足见终南山在时人心中与京都长安之关系。故高孝基认为高士廉隐居终南山实乃招谤之举。《册府元龟》卷八三二《总录部》规讽第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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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孝基为吏部侍郎时，高士廉屏居终南山，琴书自娱。孝基，清鉴士也，谓士廉曰：“吾闻不仕谓之无义，扬名所以显亲。弟富于从政，今乃销声隐逸，自托清高，此乃招谤，何成避嫌尔？”士廉感悟，方有宦情。[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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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则“真隐”与“假隐”之间的界限是微妙的，君命召而不出为高，然士人也须自审，又须相时。不然，又恐为终南捷径耳，终致世人讥讽。同时，地近长安，无时无刻不受着京城名利场的诱惑。所以，若非真的心志坚定，真的是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隐逸逍遥的。王贞白《终南山》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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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朝异五岳，列翠满长安。地去搜扬近，人谋隐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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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穿诸苑过，雪照一城寒。为问红尘里，谁同驻马看。[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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