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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五岭诸说差异较大，特别是唐代的五岭说与前代的说法矛盾之处非常明显，学者对“五岭”及其位置的探讨并未停止。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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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世有五岭之说，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逾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入广西，之贺，四也；自全入静江，五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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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周氏提到了从南宋福建路的汀州（治今福建长汀）进入广南东路循州（治今广东龙川县西）、梅州（治今广东梅州）的道路，并认为五岭非山岭之名，而应是五条入岭的通道。周氏的观点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他以入岭之途，即交通路线的方法来阐释“五岭”，则为我们全面认识五岭及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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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者赵一清认同《水经注》的记载，并且认为郦道元的说法与邓德明的说法无关，邓德明的说法是错的。“按《后汉书·吴佑传》章怀注引《南康记》曰：五岭，南康大庾一也，桂阳甲骑二也，九真都庞三也，临贺萌渚四也，始安越峤五也。《广州记》则以为大庾一，始安二，临贺三，桂阳四，而以九真为揭阳，合为五岭。是注所言五岭之次与邓《记》合，第考班志，九真郡有都庞县。应劭曰，庞音龙。师古曰，音庞。而桂阳之部龙乃岭峤之名。王象之《舆地纪胜》曰，山之绝顶曰都逢，土人语讹曰庞也。不知都、部字相似，庞龙音相连，而强以都逢为土音。山之绝顶之说，殆因岭峤而傅会邪。此与九真之都庞县无涉，邓记误也。当以南平部龙为是。”[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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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对五岭问题作了更为深入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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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张耳传》师古曰：“裴氏《广州记》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是为五领。邓德明《南康记》，大庾领一也，桂阳骑田领二也，九真都庞领三也，临贺萌渚领四也，始安越城领五也。裴说是也。”《后汉书·吴佑传》章怀《注》引二书，亦以裴说为审，盖见邓《记》九真字不合也。不知邓数五岭，由东而西，则第三岭自当在骑田、萌渚之间。若九真之都庞已至极南，何得以为第三？此由南平都庞亦属桂阳，《记》蒙上省桂阳字。浅人不知，以为有脱文。但见九真有都庞县，遂加九真二字，非《记》原误也。至作都庞，毫无疑义。郦氏所言五岭之次与邓合，盖从邓说，此必作都庞，今本作部龙，乃以形近致误，此可望而知者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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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进而批判了赵氏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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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拘于都庞之在九真，而云此以部龙为是，疏矣。宋本《寰宇记》，蓝山县，本汉南平也，有黄蘖山，今谓之都庞山，在县南九十里，即是五岭从东第三岭也。宋蓝山在今县北十五里。《通典》又谓都庞岭在永明县，与《注》异。[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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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汉代桂阳郡南平县南邻桂阳县（治今广东连州），两县大概正以都庞岭为界。由于版本的缘故，有些版本的《水经注》记第三岭为“部龙”，杨氏对于赵氏的考证的批判，亦仅限于第三岭名号的争论，即第三岭究竟是都庞岭还是部龙岭？而对于第三岭的位置，他们并没有分歧，都认为应该在汉南平县（即宋蓝山县，治今湖南蓝山县北）境[24]。杨氏除认同《水经注》五岭的说法外，经过考证，还认为邓德明之说实际与郦氏观点一致，甚至是郦氏沿袭了邓氏的说法。由杨氏的考证，则唐以前对于五岭的具体解释，除裴渊《广州记》外，不仅五岭名号一致，甚至叙述的次序也都是由东往西。对于裴渊《广州记》的观点，杨氏大概认为错误明显，故没有加以论述。再以杨氏考订的邓德明“五岭”较之唐代“五岭”，可以发现，两说对于五岭为哪五岭，也是惊人的相同；两说的差异，仅仅是第三岭都庞的位置问题，可惜杨氏对这一问题没有作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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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法国汉学家鄂卢梭（L.Aurouseau）主多岭说。鄂氏考证秦平南越诸事，首先涉及五岭问题。他认为都庞岭在九真不可信，唐人都庞岭的说法亦不足据，都庞岭“应以部庞（音龙）为是……此第三岭应是部山岭了。此山也在湖南省之南境，可是在蓝山县境，距钟水不远。质言之，在广东西北界附近，而处第二岭之西，第四岭之东。此第三岭应接连州江（广东），而由是直接通至番禺；可是他同第二第四两岭很近，虽然可以通到广东都会，然而不能直接达到一条重要的川流之上。他所经行的道路，不久便到北江同连州江汇流的处所，而与长沙、番禺的大道合而为一”，因而“此第三岭不甚重要”。鄂氏的观点与杨说有类似之处，但他同时并不否认裴渊的说法，认为第三岭的混乱，正是因其“不甚重要”，以致出现了“两种五岭”甚至“六岭”，“总而言之，此六岭，或此两种五岭，皆属两广北界不远的山岭。别言之，有五岭即在南岭山系之中，至若揭阳岭，则在近于广东海岸一小山系之中。”[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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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仲勉在评价鄂氏的著作时，也对五岭进行了考证，认为“五岭之解释，实随北方势力之消长而变迁；揭阳者，鄂氏所谓西汉自闽入粤之通道，亦最古之说也，故裴氏主之。迨晋穆永和四年（348年），升平三年（359年），两破林邑，孝武太元六年（381年），杜瑗平九真之乱，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又败范达，宋文元嘉二十三年（446年），檀和之大伐林邑，百年之内，屡耀兵威，释五岭者随势力伸张，遂由岭东之揭阳，移为交南之都庞，固顺其自然之趋势者矣。”“《水经注》‘部龙之峤’，或作都庞，鄂氏持此为否认九真之证；然道元北人，说许有误，且其书迟于德明当可百年，宋而后交南汉族，势力渐削，沿至中唐，遂代以南方无显然出路之永明岭，得非五岭解释，随民族消长而嬗变耶。”岑氏没有轻易否认历代有关五岭的说法，认为五岭诸说都是对某一历史时期真实情况的反映，“九真”非衍文，“九真都庞”确实存在，五岭并非全部位于今南岭山脉之中，“五岭解释，应随历史之变化，作自然观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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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圣敏则否定了除《水经注》之外，包括邓德明《南康记》在内的诸家说法。他认为裴渊之说中的揭阳岭，“汉初已为闽越通道，但其时距秦亡已近百载，不可据此以为秦时此道已通……揭岭为僻塞之地，非为要途”，“揭阳岭道之通，或始自佗时”。对于第三岭，他认为“置都庞于九真境之误，并非自邓德明始，其前东汉服虔《汉书音义》，已将五岭置于交趾、合浦郡境，早开先河”，而唐及唐以后典籍中记载的“今道县、江永都庞岭非五岭”，“五岭第三岭原名当为部山或部龙。因部龙与都庞字形相近，又因永明境有都庞岭，故后人误以为都庞当部龙，致使五岭第三岭移位”，进一步断言：“此历史悬案，今可释然而决矣！”[27]覃氏认为有些版本的《水经注》记第三岭为“部龙”是正确的，又以此分析第三岭在唐代发生位移的原因。殊不知历代学者，特别是杨守敬对于第三岭已有详细考证，第三岭本来就应做都庞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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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在《揭岭揭阳山辨》一文中谈到“揭岭为秦五岭之一，置戍所”[28]，可惜未对五岭作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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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唐以后对五岭诸说的探讨，多数学者试图肯定唐及唐以前的某一种说法，以此来否定其他诸说，这是较为合理但不一定科学的方法。少数例外者，如鄂卢梭的观点，仅仅罗列了诸家说法，并未做太多的考证，没有得出一个较为确定的结论，只是笼统地认为五岭应位于南岭及其余脉中，对于五岭究竟为哪五岭，实际上是模棱两可。岑仲勉注意到五岭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指向，因而没有否定任何一种说法，并尽力将诸种说法出现的时代与当时的情势联系起来，以证明有关五岭的诸种解释，实与中原势力对岭南地区影响的强弱息息相关。这种观点和方法虽然较为新颖，却过于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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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由《元和郡县志》的相关记载引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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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圣敏在《五岭辨正》中引用了两条《元和郡县志》的相关记载，并说“惟有缺卷，仅见二岭”。《元和郡县志》有缺卷是真，对于五岭的记载，却并非“仅见二岭”。实际上，《元和郡县志》尚有一条有关五岭的材料，似乎没有受到学者的重视，而这条材料对于解决五岭及相关问题，实在非常关键。《岭南道·始兴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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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庾岭，一名东峤山，即汉塞上也。在县东北一百七十二里。从此至水道所极，越之北疆也。越相吕嘉破汉将军韩千秋于石门，封送汉节置于塞上，即此岭。本名塞上，汉伐南越，有监军姓庾，城于此地，众军皆受庾节度，故名大庾。五岭之戍中，此最在东，故曰东峤。高一百三十丈。秦南有五岭之戍，谓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县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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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秦南有五岭之戍，谓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县也”一句，较之裴渊《广州记》：“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斯五岭”，有值得推敲的地方。这两句话表面看起来极为相似，实则大有不同。《元和郡县志》所记秦五岭，似乎统一认作五岭所在的五个县名，这应是对《广州记》所记五岭最直接的解释。然而，考五县中揭阳县晋代已废[30]，至宋代方复置[31]；大庾县则始置于隋[32]。唐代以前，五县从未同时出现。所以，若没有缺衍文的话，《元和郡县志》的此处记载，极有可能是没有弄清大庾县的建置年代，进而没能完全正确阐释《广州记》的记载[33]。不过，《元和郡县志》的记载，倒是明确指出晋人裴渊的说法，实际上是秦代的五岭，而且《广州记》所记秦代五岭，并不一定都是岭名，除大庾确为岭名外，其他四名应当是另外四岭分别所在的县名，也就是说，其他四岭分别位于四县境内。这四县的建置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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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安：西汉置，治今广西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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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贺：西汉置，治今广西贺州东南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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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阳：西汉置，治今广东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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