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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隋书》卷三一《地理下》，中华书局，1973，第8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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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此外，最大可能是“大庾”后缺一“岭”字，若果真是这样，则秦代五岭及其位置就更容易判断了。还有两种可能：一、“县”字为衍文，则《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与《广州记》完全相同；二、“揭阳”与“县”之间缺“揭阳”二字。“揭阳，县也”，当是对揭阳县这一唐代已消失的古县名的解释。又据前引校勘记，诸多版本《元和郡县图志》已脱佚这段话，发生衍文或缺字亦极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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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以上四县始置年代，俱见《汉书》卷二八《地理志》，第1596、1629、1594、16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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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汉书》卷三二《张耳陈余传》注，第18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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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岑仲勉：《评〈秦代初平南越考〉》，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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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覃圣敏：《五岭辨正》，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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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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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上》，第1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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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杨武泉：《岭外代答校注》卷一，第11页。按周氏的观点，实际以裴渊的观点为是，这又为《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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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74，第4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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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第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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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杨武泉：《岭外代答校注》卷一，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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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杨武泉在《岭外代答校注》中对这一条道路进行了考证：“五岭诸说中，惟晋裴渊《广州记》谓五岭中有揭阳岭。揭阳，汉县名，晋无。地在今广东省东部，宋时为潮、梅二州。潮之东为漳州，梅之东为汀州。《代答》盖以揭阳岭在汀、梅之间，与漳、潮无涉也。然汉武帝时，东粤王馀善请以卒八千，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见《汉书·两粤传》）。其进军道路必傍海，与漳、潮一途相合，则揭阳岭亦涉漳、潮。《代答》之说，未可尽信也。”又为一说。见《岭外代答校注》卷一，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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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何宁：《淮南子集释》卷一八《人间训》，中华书局，1998，第1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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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文书与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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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律篇目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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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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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秦汉律令之篇目，尤其是汉律篇目问题，或被视为一个伪命题：传世典籍中清楚记载，西汉初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1]；唐人纂修《晋书·刑法志》及《唐律疏议》中，更详列九章篇目，盗、贼、囚、捕、杂、具、户、兴、厩[2]。今人每言及于此，多承袭而无异词。既如此，以秦汉律篇目为题的意义及切入点何在呢？简言之，因为现有研究中存在问题，则充分利用各类文献，重新审视秦汉律篇目问题，显然必要。所论是否可从，还请方家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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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回顾及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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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先行对秦汉律令篇目之研究，南宋人王应麟似为开先河者，以沈家本、程树德两人最为知名。受文献史料记载之限，他们的研究多集中于汉律，对秦律关注不多或未关注。他们将文献所见汉律篇目或“类似”律篇目的记载，汇为一编，兼有考论，分别见于《玉海》、《历代刑法考》、《九朝律考》中[3]。尤其是沈、程两位，收集尤为全面，堪称网罗殆尽。西陲屯戍遗简中的律令资料，数量有限，散见于学者的论著之中[4]，集中反映于李均明、刘军的《汉代屯戍遗简法律志》[5]。睡虎地秦简及张家山汉简，是秦汉律令文献的渊薮。这两批律令文献及其他散见法律资料，系统、全面地汇集于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6]一书。从史料角度看，秦汉律令篇目的基本资料，不论是传世典籍，抑或是出土文献，大体齐备；但从研究角度看，依据只言片语而做判断，终究是不得不审慎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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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言之。仅依据“某某律”的标志，如“挟书律”、“蛮夷律”等，就轻下断言为秦汉律篇名，在秦汉法律研究中并不罕见：近人所辑、所定汉律篇名如此，今人归纳出土文献律篇名亦如此，且后者尤为突出。比如，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认为：《秦律杂抄》摘录范围相当广泛，存在的律名有《除吏律》、《游士律》、《除弟子律》、《中劳律》、《臧（藏）律》、《公车司马猎律》、《牛羊课》、《傅律》、《敦（屯）表律》、《捕盗律》、《戍律》十一种[7]。这种提法广为学术界接受，成为统计秦律篇数的依据。或认为睡虎地秦简所见律篇名有31种（即秦律18种、秦律杂抄11种，以及魏奔命律及户律），或认为秦律至少应有28种或28篇（即秦律18种及秦律杂抄11种，将除吏律、除弟子律视为一种），或是清楚列出“三十余种”的秦律律名（即秦律18种及秦律杂抄11种，增厩律、赍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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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类做法是否可取，相关论断是否可信呢？显然，这般质疑很容易招致非议：睡虎地秦简整理成员皆为一时之选，怎么能够怀疑他们的看法或结论呢？以此为前提而展开的研究，又怎么会存在所谓的问题？虽如此，笔者仍认可张建国文中的话语：“简牍整理者提出的看法虽然扫清了许多研究上的障碍，但是也可能在人们头脑中形成先入为主的成见，导致走上同一条思路而忽略还有其他做出的选择”，引导整个学术界在以后的思考中形成某些思维定式[8]。此话可能并不严谨，但至少给人以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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