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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833 [114] 《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第17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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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835 [115] “南朝化”系陈寅恪提出的概念,其后唐长孺、牟发松等对这一观点加以发挥。“北朝主流论”的发轫者是钱穆,田余庆亦曾提及,阎步克则有更具体的论述。较为全面的讨论可参见胡宝国、阎步克、陈爽《关于南朝化的讨论》,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2/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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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837 [116] 王小莘认为,与“叔”对称的“姪”系“由北方传入南方而得以流传”(《从〈颜氏家训〉看魏晋南北朝的亲属称谓》)。这种观点显系根据颜之推的说法推测而来,没有多大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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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839 [117] 何谓“普通民众”,何谓“精英阶层”,很难有明确的划分标准,两者之间肯定存在一个过渡性的群体。大致说来,文化素养较深、官位级别较高者为精英阶层。文化与官位密切相关,两晋南北朝尤其如此。因此,精英文化对政府语境有相当大的影响,本文所谓“政府语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精英文化的一种体现。所谓“大众文化”则主要指体现普通民众观念的文化。简牍、文书的撰写人可能有官秩,但级别不会太高,所用称谓更多体现了普通民众的观念。就造像而言,参与者相当广泛,既有普通百姓,亦有帝王将相,但这些人一般不会亲自撰写题记,而是请人代书。代书人会遵照造像者之意撰写题记,但使用何种称谓不关乎题记大意,应该是代书人自行决定,因此,造像者即使是高级官吏,但题记称谓仍是当地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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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843 [118] 关于此点,无须多论,在此仅以户主之妻为中心略举数例。吴简记某人妻,一般记为“妻∕大女∕名∕年龄”,但省略“大女”的情况也十分多见,如1·4918:春妻思年卌筭一;2·3014:妻姑年十六□;3·1333:龙妻妾年五十。分见《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贰、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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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845 [119] 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卷二《名例律》,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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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847 [120] 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第4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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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849 [121] 所引三件书仪内容参见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第400、407~408、444~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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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851 [122] 参见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第392、455、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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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853 [123] 胡士云认为“姪儿”之称见于元明时期,并举《醒世恒言》为证,参见氏著《汉语亲属称谓》,第357页。其实S.1725写本书仪中的“姪儿”也算不上最早,上文所引吐鲁番出土北朝文书较之书仪要早一个半世纪,距离元明更有八九个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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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855 [124] 据布洛赫研究,人们所熟知的“采邑”概念在西欧原来仅是口头用语,“被书面文献记录下来,最早的例证见于9世纪末叶。在法国南部的一份契约书中载有这个词语,这些契约是由一些识字不多的办事员起草,其中异乎寻常地使用了口语词汇。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这个词语出现在朗格多克地区的其他几份档案中。公元1000年前后,布列塔尼地区、法国北部和勃艮第等地区的大法官们虽然非常注意语言的纯洁性,但在这个词汇的使用上也开始屈从于大众语言的压力。”(〔法〕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卷,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279页)吴简、吐鲁番文书使用姪之新义,与西欧契约文书使用“采邑”概念有些类似,大概也是由于撰写者文化程度不高的缘故。而且这种口语化的称谓与“采邑”一样,最终在使用书面语言的律文疏议中占据一席之地。笔者无意将中国古代与西方强行类比,只想指出在概念使用方面,西方也存在着大众文化向精英文化浸润、渗透的现象,这对理解姪之新义应用的发展过程或许不无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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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860 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1703113875]
1703116861 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匈奴人的发型与发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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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863 马利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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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865 一直以来,史学界对匈奴人的发型是披发、椎结没有太大的争议。中国古代文献对匈奴人的发式有明确记载。《淮南子·齐俗训》:“胡貉匈奴之国,纵体施发,箕倨反言”[1];《周书·突厥传》:“突厥,其俗披发左衽……犹古之匈奴也”[2]。《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李)陵、(卫)律……两人皆胡服椎结”[3]。出土文物也印证了这一点。如德列斯图依墓地M33头骨下有两边分开的头发,显然是披发[4]。披发应是蓄留全发,较长,向后或分开向两侧梳。在中外出土的匈奴及其相关文物中,有一些是表现匈奴人形象的。如陕西茂陵霍去病墓石刻“马踏匈奴”中的匈奴人形象,西安客省庄M140出土的2件铜饰牌上的摔跤人物[5],西岔沟出土的匈奴武士捉俘图和驾车图青铜饰牌上的人物[6],蒙古出土的被认为是匈奴的胡人银像[7],以及2001年西安郊区战国晚期秦人墓出土五件鄂尔多斯式饰牌模具陶范中的一件母子相拥图的匈奴人物形象[8]。后二者图像较为清晰,可以看到他们面部轮廓是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宽面型,高颧骨,细眼睛,鼻子不高,眼眶不深,头发后披,与文献记载的匈奴人披发相吻合。其中绝大多数文物中匈奴人的发型均可以“披发”称之,而披发的形式复杂多变,绝不只是今人所谓的长发披肩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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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867 从出土实物看,匈奴人披发的形式至少有这么几种:一是以德列斯图依墓地M33头发为代表的披长发过肩的发型;二是披短发后梳,如西岔沟出土的车夫驱车铜饰牌,车夫及车内二人均披短发[9],西伯利亚地区出土的一件狩猎纹饰牌和一件树下休憩图饰牌中均见披短发者[10],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骆驼形匈奴银饰牌,两个驼峰之间露出一披短发人物[11],内蒙古凤凰山及乌兰陶勒盖[12]、张龙圪旦[13]汉墓所出陶俑与此发型同;三是前额、脑后皆披短发,犹如小儿的锅盖头,蒙古发现的胡人银像及包头召湾所出着帽男俑即此发型。这说明匈奴各部落之间发型不尽相同。史载北匈奴的一部西迁占领乌孙故地后建立的悦般国“俗剪发齐眉,以醍醐涂之,昱昱然光泽”[14];南匈奴的宇文莫槐部“人皆剪发留其顶上,以为首饰,长过数寸则截短之”[15]。内蒙古境内出土的这些披短发俑所反映的或许就是南匈奴人的发型特征,抑或已经出现某些鲜卑化的特征了。至于“椎结”,传统观点以长安县客省庄M140匈奴墓所出2件武士角斗纹铜饰牌中的发型形象地加以解释,即披长发过肩,稍有变化的是发尾末端有绳索扎系。通常将其视为披长发的一种特殊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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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872 出土文物中的匈奴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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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874 而诺音乌拉匈奴墓出土的大量发辫实物证明匈奴人的发型除了有披发,还十分流行梳发辫。蒙古国诺音乌拉匈奴墓中常常出土保存完好的发辫及分缕发束实物。如M1出土有21条装在绸布口袋中的头发;M6出土85条[16];“康德拉梯也夫墓葬”中发现装在锦囊中的八缕头发[17],一说为14条[18];另一墓中出有粗细不一的17条黑色发辫,缚以红绳,一般以为是妇女的发辫[19]。其中一些发辫是常见的三股辫,还有两股辫以及未经编结的发束。有的装在丝绸锦囊或发套中,更有一些发套上端还缝有小袋,里面装有指甲[20]。俄罗斯考古学家鲁金科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匈奴文化与诺音乌拉巨冢》[21]中记录了这些特殊的殉葬物品;科兹洛夫在其相关发掘记录中也说墓中“女有辫者髻者”[22]。此外,高勒毛都M15出土一束发辫[23],德列斯图依墓地M10死者右肩上有一条发辫,该墓主人为一女性[24],M33头骨下有两边分开的头发。这种编发的形象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征集的一件青铜透雕饰牌上同样可以清晰地见到,驾车者脑后梳一条又粗又长的三股辫。完全相同造型的饰牌《内蒙古长城地带》也收录有1件。而在西方人的绘画雕塑作品中,匈人领袖阿提拉的形象也常常是编着两条大辫子,这应非偶然。俄罗斯考古学家鲁金科认为至少女性中有大量的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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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876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文帝曾遗赠冒顿单于“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比余”颜师古注:“辫发之饰也,以金为之”。果如此,则间接地说明匈奴人是有辫发的。《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中记载汉武帝“获白麟,一角而五蹄。时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辄复合于木上”,“终军奏曰:‘……今野兽并角,明同本也;众支内附,示无外也。若此之应,殆将有解编发、削左衽、袭冠带、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俟之耳!’后数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众来降者,时皆以军言为中。”[25]据上下文看来,这里所说的“编发”、“左衽”就是指代匈奴和越人的。而西方文献中对匈人的发式也同样有辫发的记载。东罗马史家Priscus《出使匈奴王阿提拉汗庭记行》[26]记述阿提拉时代的匈奴贵族的葬俗“男子们剪下自己的辫子”,正与诺音乌拉匈奴墓发现的大量发辫、发束相吻合。5世纪末希腊史学家措西莫斯《新历史》中说匈人头发蓬乱或扎成辫子,并将一部分头发剃掉[27]。后世的西人尽管对匈奴人的长相存在争议,但无论是雕塑绘画和影视作品在匈奴的发式上都无例外地达成一致,匈人的领袖阿提拉的形象是编着两条长辫的。高勒毛都、德列斯图依等匈奴墓葬中陆续公布的出土材料也证实了匈奴的辫发习俗。由此看来,匈奴人中确实存在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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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881 诺音乌拉匈奴墓出土发辫和发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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