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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七《看车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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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三十三《律诗》，第7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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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罗时进：《孤寂与熙悦——唐代寒食题材诗歌二重意趣阐释》，《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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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宋）宋敏求编、洪丕谟等点校《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丧制》，学林出版社，1992，第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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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五十二《上陵》，中华书局，1988，第1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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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宗教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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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齐地“尚巫”之风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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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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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巫”之风，流行于两汉全境、朝野上下。在上者，朝廷设有巫官体系，王侯将相豢养巫师成风，以至于发生了多次为害剧烈的“巫蛊之祸”；在下者，民间普遍信仰巫师的法力，特别是在祭祀、治病、辟邪驱鬼等当时人极为重视的领域，给巫师留下了太多太大的活动空间[1]。所以，晁错提出募民以实边的实施方案，还要在边疆地区为巫师以及巫术活动预先提供条件：“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2]由此来看，官方承认巫师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社会角色。特别是敬畏巫师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造成了“巫祝赋敛受谢，民畏其口，惧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财尽于鬼神，产匮于祭祀”[3]的局面。西汉中期的有识之士已经在揭露：“今世俗饰伪行诈，为民巫祝，以取厘谢，坚贿健舌，或以成业致富，故惮事之人，释本相学。是以街巷有巫，闾里有祝。”[4]直到东汉末年，还需要杰出的思想家继续批判“妇人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怀尤愤愤，易为恐惧。至使奔走便时，去离正宅，崎岖路侧，风寒所伤，奸人所利，盗贼所中。或增祸重祟，至于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误，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5]可见尚巫之风与汉王朝相伴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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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尚巫之风最盛的地区有：南部的楚、越之地（越巫在汉武帝时甚至在长安大行其道），北部的匈奴地区（“胡巫”的势力也曾渗透到中原腹地），中原地区有以陈为代表的华夏巫风，西部有秦之分野（含巴蜀），东部则有齐鲁地域。各地巫风并存，既有相互交融，也保留着自己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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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有齐鲁地区特点的巫文化以及“尚巫”风俗，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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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巫儿”习俗，是富于个性的齐地巫文化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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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儿”之俗的来源，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中归咎于春秋时期的齐襄公。“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齐襄公的“淫乱”之举，在史书上一直是受批判的对象，他的乱伦行为理应受到人们的摒弃，不可能形成一种风俗并延续到汉代。因此，近年间有安作璋、王志民、刘德增等学者在他们各自的论著中，对齐地“巫儿”风俗的成因，另作推论，各有高见，不乏精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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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更为关注的是“巫儿”风俗的实际内容。它主要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其一，长女名为“巫儿”，终身不嫁，当地风俗是否允许她们有性生活？从班固把这一风俗与齐襄公的兄妹“淫乱”相联系来看，似乎在暗示着家内性关系的存在。这是需要研究社会史、婚姻史的学者关注的问题。如果上述暗示属实，表明汉代的齐地还保留着相当原始的“族内血缘群婚”的残留形态。其二，“巫儿”在各自的家中主持祭祀，其实际身份就是“家巫”。因为主祭本来就是巫师的职责所在。“民之精爽不贰，齐肃聪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使制神之处位，为之牲器。”[7]这是由上古流传到汉代的巫觋文化观念，巫师有崇高地位的历史源头当在此。每家都有一位主持祭祀的女巫，真可谓“家为巫史”了。如此，则齐地巫风之盛，实为全国之冠。此外，司马迁在记述春秋战国之交齐国的一段历史时，保留了一条可作参考的齐俗材料。贵族田乞（即田常）设计打败国、高二相，使人到鲁国召回避难的公子阳生，私匿田乞家中。随后，田乞开始了他的政治运作。“田乞请诸大夫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幸来会饮。’会饮，田乞盛阳生橐中，置坐中央，发橐出阳生，曰：‘此乃齐君矣！’大夫皆伏谒。”[8]这位被侥幸扶立的齐君就是齐悼公。笔者更感兴趣的是，对田乞（常）自称其母有祭祀之事，汉代学者何休所做的注释：“齐俗，妇人首祭事”。何休是齐地人，他所说的妇人主持祭祀的“齐俗”，恐怕不仅仅是指古俗，极有可能延续到汉代。虽然这里出现的主持家祭的女性是母亲而非长女“巫儿”，但毕竟可以证明齐人确有以女子主持祭祀之俗。其三，在巫风盛行之处，主持家祭的“巫儿”必定在家内有较高的地位，甚至存在着操持家政的可能性。那么，“巫儿”与男性家长（即其父兄）的关系如何？这是研究家庭制度及其变迁史的学者应该感兴趣的问题。在推崇宗法制（以嫡长子继承为其核心）的地区，如鲁地，根本不可能出现家中长女拥有特殊地位的现象。是否可以猜测，齐地是以“巫儿”的形式，保留了上古东夷文化中不同于“周礼”的残存因子？但是，传世史料没有提供汉代的齐地女子拥有特殊家庭地位的佐证，只能存疑待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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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儿”习俗，确实显示了一种地域特点鲜明的齐地巫文化的客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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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神仙—方士”一流人物，本不以齐地为限，但实以齐地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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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曾派方士徐市等人“入海求不死之药。当此之时，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于是趣咸阳者以千数，言仙人食金饮珠，然后寿与天地相保。于是数巡狩五岳、滨海之馆，以求神仙蓬莱之属。”[9]“汉兴，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动海内。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术者以万数。”[10]可见，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时期，齐地方士一直活跃在统治集团的上层。传说中的“蓬莱仙岛”得以“落户”胶东海滨，应该视为齐地方士活动的结果。上述汉代的著名方士，除了新垣平是赵人之外，其余皆为齐人。而且，新垣平的欺骗能力与齐地方士相比，显然要稍逊一筹。他活动于汉文帝时期，“以望气得幸”，主要作为是“为上立渭阳五帝庙，欲出周鼎”，行骗不过一年有余，就无法自圆其说了，结果是“惧诛，谋为逆，发觉，要斩，夷三族。”[11]且看齐地方士的代表李少翁、公孙卿、栾大等人，敢把汉武帝玩弄于股掌之间，“方术”要高明得多。“齐人少翁以方见上。上有所幸李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盖夜致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言：‘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大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这种不着边际的神秘故事，可以蛊惑人心，却无法反坐得罪。“栾大，胶东宫人，故尝与文成将军同师……天子既诛文成，后悔其方不尽，及见栾大，大说。大为人长美，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汉武帝对他特别赏识，“拜大为五利将军。居月余，得四印，得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印。”还特意制诏御史，以《易经·乾卦》的爻辞“飞龙在天”、“鸿渐于般”来比喻得到栾大的兴奋之情。封之为乐爱侯，“又以卫长公主妻之，齐金十万斤，更名其邑曰当利公主。天子亲如五利之弟，使者存问共给，相属于道。自大主将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献遗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祝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为天子道天神也。……见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真是何等风光。齐地向皇帝宣传神仙之学的方士，为数众多，史称“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12]，可谓“蔚然成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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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齐地的“八神”系统，曾经是东方宗教祭祀、宗教崇拜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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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该加以说明的是，见于典籍记载的“八神”系统有二：一见于《礼记·郊特牲》“天子大蜡八”条的郑玄注：“所祭有八神也。……先啬一，司啬二，农三，邮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又据正文所言，“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郑玄注二神为“先啬，若神农者。司啬，后稷是也。”[13]此处的“八神”，是天子在十二月举行腊祭的祭祀对象，而且皆与农事相关，体现了农耕国家的特点，而与一般风俗无关，更与我们正在讨论的齐地巫文化无涉。故可略而不论。二见于《史记·封禅书》及《汉书·郊祀志》。《汉书·武帝纪》也有简略记载，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七“汉书注”条已有断语：“《武帝纪》：元封元年，‘诏用事八神。’谓东巡海上而祠八神也，即《封禅书》所谓八神。”此处的“八神”则完全是齐地先民原始宗教信仰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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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汉书·郊祀志上》的记载，齐地八神是自古而有之，由于秦始皇的崇信，使它的影响扩大到全国。“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川及八神，求仚人羡门之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其祀绝，莫知起时。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菑南郊山下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畤，命曰‘畤’；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竟也。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山。六曰月主，祠之莱山：皆在齐北，并勃海。七曰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阳，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时主，祠琅邪。琅邪在齐东北，盖岁之所始。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圭币杂异焉。”到汉武帝时，又有“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之举。可见齐地八神的影响在继续扩大。直到西汉末年，匡衡等人奏请进行国家祀典改革，随着一大批地方“淫祀”的废止，齐地八神系统才淡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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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汉代形成于齐地的新巫俗“城阳景王”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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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阳景王是西汉前期的宗室子弟刘章，在铲除诸吕的宫廷军事政变中，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周勃、陈平等政变首领人物，曾许诺封以腹地大国为酬谢。及至汉文帝入继大统，得知刘章及其弟刘兴居的本意是拥戴其兄齐王为帝，就把刘章兄弟视为异己，予以排斥。文帝只封刘章为城阳王、刘兴居为济北王，封地仅为一郡，周勃、陈平等人的许诺没有兑现。是朝廷负刘章兄弟在先。后来济北王刘兴居起兵造反，也有这种恩怨关系在其中发挥作用。而刘章虽得善终，也难免心怀怏怏。值得注意的是，刘章去世之后，齐鲁之人却把他尊为神灵，立祠祭拜，成为地方上的一大尊神。为汉家朝廷所贬抑的刘章，为何得到齐鲁民众的尊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是齐鲁民众借以发泄对朝廷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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