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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例证略作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敕条，同时可能另有一层寓意：其所不得置者，并非一定指市场，而是指市官。在那些敕令规定不得置市的处所，草市正在不断产生，政府似并未颁下专条，予以取缔。同时，在人户数量较少的县区，若完全不允许设置市场，也不现实。由此可知，唐代政府关于设立市令司官吏的一系列敕令，或者还有控制官吏数量的寓意，这与我们对唐廷控制官吏员额，以减轻政府财政压力的基本行政思想的理解，是相一致的。早在垂拱二年（686年）十二月，唐廷也曾颁发过一道裁省市令官吏的敕令：“三辅及四大都督并冲要当路及四万户已上州，市令并赤县录事并宜省。”[48]看来也应该从省官减吏的角度去解释，不然，这一敕令所涉及的都是大中城市，怎么可能因裁省市令官而取消市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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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上州市令官很快在第二年就明令复置了，这里还需要略作补充。前引《州县职员令》记载大都督府市司管理人员，有市令、市丞、市佐、市史、市师等名目，但并未明确其地位品级。卢向前引《唐会要》卷六九都督刺史以下杂录之文“（垂拱）三年二月，上州置市令”，指出据此可知在垂拱三年二月以前，市司管理人员均为流外吏员。在此之后，也只有四万户以上的上州之市令为流内官[49]。所以《唐六典》卷三〇“大都督府·市令”条下附注：“汉代诸郡、国皆有市长，晋、宋已后皆因之。隋氏始有市令，皇朝初，又加市丞，户四万已上者，省补市令。”所谓“省补”者即为入流。由此也可知市令司管理人员在官僚体系中处于最底层，系司仓参军的属员[50]。此外据《唐六典》此条，自汉代郡、国设市长，隋代设市令，到唐初，增置市丞，复有佐、史、师等名目，说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市场交易兴盛，官府相应增加管理人员，显然是唐廷对社会经济变迁所做出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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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市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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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文所讨论的内容之外，所谓市场监管，主要指对商品经营过程的监管制度，内容很多，论者常引《唐六典》卷二〇“太府寺·两京诸市署”条下列文字，以为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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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为之贰。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按《周礼》：“肆长各掌其肆之政令，陈其货贿，名相近者，相远也；实相近者，相迩也，而平正之。”以二物平市，谓秤以格，斗以概。以三贾均市。精为上贾，次为中贾，麄为下贾。凡与官交易及悬平赃物，并用中贾。其造弓矢、长刀，官为立样，仍题工人姓名，然后听鬻之；诸器物亦如之。以伪滥之物交易者，没官；短狭不中量者，还主。……凡卖买奴婢、牛马，用本司、本部公验以立券。凡卖买不和而榷固，榷谓专略其利，固谓鄣固其市。及更出开闭共限一价，谓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若参市而规自入者，并禁之。谓在傍高下其价以相惑乱也。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丞兼掌监印、句稽。录事掌受事发辰。[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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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条文，其中如以“二物平市”即斛斗秤度管理，造器物者官为立样、工人题名制度，禁止以伪滥之物交易，买卖奴婢等需公验立券，以及防止商人“榷固”非法牟利、“更出开闭共限一价”即欺行霸市等条，实为政府为维护社会商业活动正常秩序必须承担的自然职责，历代都十分重视，并不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可置而不论。体现着古典市制管理特征，需要讨论的内容可有：其一，建标立候，陈肆辨物，即分行列市制度；其二，击鼓会众、击钲散众的市场定时启闭制度；其三，以三贾均市，即时估制度；其四，前引景龙元年敕所提到的关于禁止诸行“更造偏铺”的条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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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坊市分离一样，分行列市制的起源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城市市场兴起的早期，商贾们按商品的类别聚集在一起从事交易活动；随着政府不断介入市场，同时也是因为同一类商品聚集在一起管理相对方便，分行列市就成了官市制度的重要内容。从记载看，后世多力图遵从此条。西晋王彪之检校山阴市，因“或店肆错乱，或商估没漏”，称其“多不如法”[52]。所谓店肆错乱，应该就是指本应分行列市而山阴市却未能遵守。刘禹锡《观市》一文，述其将沅南之市迁至城郭逵道两侧，“肇下令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夹轨道而分次焉。其左右前后，班间错跱，如在阛之制”。可见虽然是临时迁市，商铺却也是分行列布的，“如在阛之制”。这种分行列布之制，可能在大城市的市场中会执行得较严格一些，在小城市中，市场规模有限，商贾不多，既难成类，“店肆错乱”或者不可避免。唐末五代以后，随着商品交易的繁盛，分行列市已不再纳入政府监管市场的条文，商贾们实际经营，仍不免按类别集中在一起，以至后代许多城市中都产生了一些具有共性的、以工商行业为标识的地名，如某行街之类，这相当普遍。这也可以从某一侧面证明，按类别聚集在一起从事交易活动，是符合商品贸易的基本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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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必须定时启闭是传统古典市制的另一个标志性特征。虽然现实之中各地未必如条文所规定，严格执行带有明显仪式意味的击鼓会众、击钲散众之制，但直至唐代后期，如开成五年（840年）关于京师夜市禁令所显示的[53]，政府仍希望维持旧制。可是与前面讨论的分行列市制一样，如张泽咸所指出的，它们的目的不一定是针对商业活动本身，而是在当时城市主要作为防御性堡垒的基本特性制约下，商业活动必须服从于城市防御的要求，非时营业，必然会给政府的监管带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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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旬按时上报市场的“标准”物价，这就是所谓的时估制度。制定时估是市令司的日常工作。论者多视其为专制政府控制商业活动的一个论据，如刘玉峰就认为时估制度“即以三等时价来指导和调整市场物价”。不过，这看来实在是高估了传统时期专制政府的能力。池田温从四个方面分析市估的实际功用，早已指出唐代市场“一般的买卖价格是自由商定的。而每旬的市估则以这种自由价格（时估）为基础制定，并成为官府一切交易和评赃的依据。”[54]所谓“官市依估，私但两和”[55]，前引《唐六典》所载令条明确规定“凡与官交易及悬平赃物，并用中贾”，即时估是在实物经济时代政府行政所需要的一个价格折算数据而已：或者是政府介入商品买卖，或者是政府在将实物例如赃物折算成货币时所需要的一个标准物价。宋元以后各代出于同样的需要，也制订有类似的制度条文。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由政府来监控、调整市场商品价格，只是到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远比古代更为强化、更为缜密的现代计划经济时代，才真正得以实施。论者之所以特别强调时估制度对市场的干预，显然是对于古典市制之下政府干涉、控制市场的范式的认识导向，影响了他们对史实做出客观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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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范式强化影响史实判断更典型的例子，还来自对“更造偏铺”法令的解读。景龙元年十一月敕令：“两京市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各听用寻常一样偏厢。”[56]有论者认为它“实际上就是不准店铺扩展营业规模”[57]。恐怕还可以再作斟酌。代宗大历二年（767年）五月敕：“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毁拆，宜委李勉常加勾当。如有犯者，科违敕罪，兼须重罚。”[58]这条敕令为学界所熟知，虽比前引景龙元年敕为晚，但显属重申旧令可知，估计这种现象在大历之前早就存在了。之所以禁止坊市街曲侵街打墙、接檐造舍，一方面是恐怕其破坏城市的防御功能，另一方面当然也是因为此类行径有损公众利益，而与控制商业活动不一定相干。景龙元年敕之禁止“于铺前更造偏铺”，性质其实与此相同。于商铺前更造偏铺，必然侵占公共土地，影响交通，有碍市容，政府不得不明令禁止。景龙元年敕令还提到“各听用寻常一样偏厢”，却多为论者所忽视，就是如果商铺在两侧拓展，不妨碍公共利益，则是被允许的。所以景龙元年关于禁止“于铺前更造偏铺”的法令，出于维护公共利益，而非“不准店铺扩展营业规模”，清晰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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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唐代政府还立有专条，防止一些违禁物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如景龙二年九月八日敕，“鸟雀昆虫之属不得擒捕，以来赎生”，令金吾及州县市司严加禁断[59]。其所划定的违禁商品之某些内容，或者有反映中古时代特征的方面，但其本质出于维护国家一般的法律，并不存在特别针对市场活动、控制商品交易的用意，历代均有，不论自明，毋庸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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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知，唐代政府关于市场管理的制度，除了那些关于规范经营、整饬治安、征敛赋税等一般意义的内容之外，例如坊市分离、市场官立、交易监管等明显带有中古时代特色的条文，虽然不如后代的“自由”，从历史承袭的视角看，其来有自，反映着中国古代城市市场制度不断演进的轨迹，是符合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实际要求的。总体观察，与其说以唐制为代表的中古城市市场管理制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市场，不如说它受当时城市性质的制约，不得不服从于城市作为行政中心与军事堡垒的本质要求所致。如果进一步从历史因袭演变的视角，观察从唐代到宋代城市市场的演变，我们还可以发现，其间制度的裂变也许不如前人想象的那么剧烈，而前后因袭的痕迹则无疑要明晰得多。至于学者们为什么总是倾向于强调专制政府“控制”市场，其隐含的理论背景，容待来日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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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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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代都市的发展》原载1931年《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唐宋时代的市》原载1933年《福田德三博士追忆论文集》；两文均收录于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吴杰译，商务印书馆，1959，第239～277页、278～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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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藤氏前引两文于唐代“坊市制”的表述比较明确，并且描述了北宋中期坊市制崩溃后，城市中可以临街自由地开店设铺的情况，但尚未提出“街市制”的概念。此后论者从各方面强化加藤氏的假说，因此逐步形成了关于坊市制与街市制相对应的命题。近年于此着力较深的是宁欣，参见宁欣《街：城市社会的舞台——以唐长安城为中心》，《文史哲》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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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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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刘玉峰《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齐鲁书社，2002，第99～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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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新生命书局，1934，第80～85页；陶希圣：《唐代管理“市”的法令》，《食货》第四卷第八期，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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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enis Twitchett，“The Tang Market System”，in Asia Major XII（1966），pp.202～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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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日〕日野開三郎：《唐代城邑坊市角隅について》，《東洋學報》第47卷第3期，1964，第1～34页；〔日〕池田温：《中國古代物价初探》，原载《史學雜誌》第七七编第一、二号，1968；中文译本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册，韩昇译，中华书局，1992，第445～513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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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刘志坚：《唐代市场管理制度初探》，《兰州学刊》1986年第4期；武建国：《唐代市场管理制度研究》，《思想战线》1988年第3期；冻国栋：《唐代的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上篇第一章《商品市场在唐代的扩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第5～35页；卢向前：《唐代前期市估法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0，第693～714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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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冻国栋：《唐代的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下编《商业》第一卷第一节“城市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217～256页；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册第一编第一章第六节“管理市场、控制物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208～224页；刘玉峰：《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第三编第一节“唐代的市场管理体制与商品产销的管理”，第99～122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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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前引武建国、冻国栋、张泽咸、李锦绣、刘玉峰等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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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张泽咸《唐代工商业》，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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