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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余论：在社会生活与知识传递之间的“读”与“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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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医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中是一个一直延续的现象，近年来的研究揭示出各个时代医学家族的身份认同与生活状况[142]。不过同样是家庭与医学传递两个因素，在不同的社会时期与文化环境中，其互动亦折射出不一样的历史图景。本文试图以墓志的书写，给这样的历史图景提供一个叙述角度，并通过这种叙述与传世文献记述的异同，展示出理解这些历史图像的多种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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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墓志中的书写放回到原有文献材料对翰林医官的记载中，尝试叙述晚唐医学知识形成与传递的社会史图景，则可以从墓志中读到，翰林待诏中医术世家的形成，承袭了唐代前期医官家族的传统[143]。另外，这与翰林待诏征召的方式相关。荣新江讨论的李素家族也是父子相继为待诏，赖瑞和曾详细列举史料，说明翰林待诏子承父业，甚至一家几代都担任翰林待诏的现象[144]。《大唐朝议郎守衢王傅兼翰林待诏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杨公故夫人谯县君曹氏墓志铭》亦记其一子官职为守太仆寺丞兼翰林待诏[145]。但其中家内医学知识的传授已经突破以“父子相承”为中心的传递模式，《马及墓志》记：“公门下弟子三人，皆亲戚之，内二人师范之本艺。其一故翰林供奉朝议郎守尚辇奉御上柱国赐绯鱼袋杨鲁权，其二亲外甥翰林供奉朝议郎守尚衣奉御柱国郭彦昭，一人表甥习授医饵方术，翰林供奉朝议郎守门下省符宝郎柱国赐绯鱼袋杨楚权，皆公之提引，各授官班。”可见马及与其弟子的关系，是将师徒相授和家内知识传递结合起来。随着翰林医待诏更多承担宫廷的医疗职责，其主要的知识构成从合长生药与炼丹转向诊断治疗的医学知识，同时每个翰林待诏的知识构成也呈现出驳杂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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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医学也介入中古时期的医学传递中，《魏书》卷九一《崔彧传》：“崔彧，字文若，清河东武城人。父勋之，字宁国，位大司马外兵郎，赠通直郎。彧与兄相如俱自南入国。相如以才学知名，早卒。彧少尝诣青州，逢隐逸沙门，教以《素问》、《九卷》及《甲乙》，遂善医术。”[146]《北史》记：“李修字思祖，本阳平馆陶人也。父亮，少学医术，未能精究。太武时奔宋，又就沙门僧坦，略尽其术。针灸授药，罔不有效。”[147]隐逸和沙门传授给崔彧的是以《内经》系医书为中心的医学知识，一方面说明沙门所学习的不仅是佛教本身的医学知识，也包括汉地传统的医学；另一方面也可说明沙门也将医学知识传授俗人。陈明也曾引用《唐故大德思谷禅师墓志铭》，讨论僧人与地方知识界人士交往的情形，以及医术传承的问题[148]。翰林医官家族的知识并不是单纯的家内传递，其与国家机构中医学知识的传递、师徒相授的风气，官员之间的交往甚至官员与宗教人士之间的交往都有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是医学知识传递途径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则是翰林医官治疗实践所服务对象的有限性。这其实勾勒出了唐后期医学知识运作与传布的社会网络扩大与建立在社会等级之上的国家医疗制度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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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思路，即不把墓志中的书写放回到文献给我们已有的翰林医官的印象中，而尝试回到书写实践的“语境”中，把这种“格式化”的书写对家族谱系、婚姻关系、仕官历程和宗教信仰的记录，读作一种“有意义”的表达。如此则可看出，这种表述由不同的人来担任书写的责任。段随是段琼的堂兄，张舜公是段文绚的友人，其在墓志中写道：“舜公沐仇香中外之分，感府君生平之知，寄迹明庭，已逾星岁，常洽共语，具阅风仪，见托为文，敢不从命。自恧菲薄，刊于贞石。”颜諲则是段璲的友人，《严氏墓志》中记：“諲与长史容南会面，彼此知心。承命授简，牢让莫从。但愧菲薄，不尽贤德。直书贞石，不敢文为。”这些与志主有私人关系和情感联系的人来书写墓志，构成了一种与志主家族对话式的历史叙述话语[149]。同时，考虑到墓志将“刊于贞石”流传后世，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具有的力量，甚至可能超越“事实”本身而成为“真实”，所以书写者声称自己要呈现一种没有“文为”的方式去记录志主[150]。在这样的书写中展示的是一个关于“如何讲述”的故事，比如如何讲述家族重新整合的历史？如何在礼仪的范围内表达夫妻之间的情感？如何讲述家族成员仕官荣耀的日子，又如何含糊其辞地掩盖其不太光彩的日子？如何在家族成员病危之际，描述其以最大的努力维持其生命或者更为淡定地面对死亡的态度？这并不是医官家族所独有的问题。在格式化的书写中选择讲述的方式，展示了这个时代每个家族中“有意义”的问题，需要以如何的方式来回答。因此将墓志与文献书写对读，以理解唐代后期翰林医官家族的生活，也许并不需要将两种不同的叙事尝试整合成同一的“形象”，对阅读角度的承认，就已对重新阐述意义的书写语境有所反省，而从叙述的差异中可以读到历史中个体经验运作的另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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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3辑，2011年11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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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综述参见张其凡、张胜海《20世纪以来中国关于唐宋翰林研究之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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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岑仲勉：《唐翰林供奉辑录》，《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外三种）》，中华书局，2004，第376～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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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山本德子：《唐代における翰林医官》，《立命館文學》第418～421號（三田村博士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1980，第341～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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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唐长孺：《唐代的内诸司使及其演变》，《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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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袁刚：《唐代翰林院诸伎术杂流》，《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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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孙永如：《唐代的翰林待诏》，《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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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2集，1998；此据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第238～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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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毛蕾：《唐代翰林学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156～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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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赖瑞和：《唐代待诏考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3期，2003；又《唐代的翰林待诏和司天台——关于〈李素墓志〉和〈卑失氏墓志〉的再考察》，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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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黄正建：《唐六尚长官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唐长孺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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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赵冬梅：《唐宋诸使机构职掌考》，《国学研究》第1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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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振国、臧守虎：《唐代“医待诏”及相关问题略考》，《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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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韩刚：《北宋翰林图画院制度渊源考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第19～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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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范家伟：《大医精诚——唐代国家、信仰与医学》，东大图书公司，2007，第3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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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程锦：《唐代医疗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2008，第8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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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傅璇琮：《唐玄肃两朝翰林学士考论》，《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唐代宗朝翰林学士考论》，《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3辑；《唐永贞年间翰林学士考》，《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秋之卷；《唐代翰林学士院与南北司之争》，《唐都学刊》2001年第1期；《唐宪穆两朝翰林学士考论》，《文史》2002年第3辑；《中国最早两位翰林学士考——吕向、尹愔传论》，《文献》2002年第4期；《唐翰林学士记事辨误》，《燕京学报》新16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岑仲勉〈补僖昭哀三朝翰林学士记〉证补》，《唐研究》第10卷，2004。均收入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上册（盛中唐卷），辽海出版社，2006；下册（晚唐卷），辽海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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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对墓志中志主书写的文学史研究，参见线仲珊《唐代墓志的文体变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2003；刘城：《唐代墓志的写人进程》，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论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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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墓志与正史中书写意象的经典研究，参见刘静贞《正史与墓志数据所映现的五代女性意象》，《唐研究》第11卷，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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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类似的经验研究，参见蒋竹山《晚明江南祁彪佳家族的日常生活史——以医病关系为例的探讨》，《都市文化研究：都市、帝国与先知》第2辑，上海三联书店，2006，第181～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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